此外，对于五六十年代儿童诗的论述也极透彻而到位。《史略》将几位代表性作家的儿童诗加以细读比较，指出其艺术上的共同成就，也发现了彼此之间微妙的区别。例如鲁兵的童诗具有明确的教育目的，虽也强调儿童性和文学性，但仍存在思想大于形象的缺憾。而柯岩童诗的出发点就是诗，是对生活和童趣这一体验进行表达的冲动，这与当时大量从儿童缺点出发编个故事或儿歌进行批评教育的“药片”类作品大为不同。任溶溶的童诗特点在于将“童趣推到极致”，与柯岩相比少了对儿童内在心理的发掘，其童趣更外在、更热闹、更好玩。这三者整体上看都以“童趣”取胜，而郭风的童诗则在诗的“意境”上高出一筹，而且意境与童趣相合。这些评价都是从童诗的童心与诗意的解读中细品出来的，令人信服。
　　再如，对张天翼的儿童小说《宝葫芦的秘密》的鉴赏也颇为独到。它超越了此前对其语言的趣味性、情节的戏剧性和“劳动创造财富”的主题先进性的分析，而是独辟蹊径从儿童心理成长的角度、从作品的情节与字里行间体察到，其成功的奥秘在于写出了孩子由爱童话阶段到正视现实阶段的痛苦转换，这种现实和幻想之间的挣扎，正反映了童年与成长、成人社会之间的冲突。
　　当然，我也有些想与作者商榷的地方。《史略》中大胆猜想胡适留学时应受过西方儿童文学的影响，这才创造了独特平白的文体，这虽有待考证倒也无可厚非；但认为《尝试集》　中“儿童文学其实占了一半以上”，以及陈衡哲的小说集《小雨点》中儿童文学也占了一半，并把描写十八九岁大学新生生活的《一日》作为典型加以分析，将台湾作家林海音的《惠安馆》、《兰姨娘》，朱天文、朱天心姐妹的《安安的假期》等也归为儿童文学，或让人难以苟同。这涉及一个问题：儿童文学的边界到底何在？再有，《史略》对叶圣陶早期童话评价较高，只批评其中《稻草人》一篇有“图解”意味；笔者则觉得他当时作品的图解意味都很强，且叙事因违背童话的内在逻辑而不“可信”。我以为，这些地方都还可以再作争鸣和探讨。“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是一种必然趋势，但这不可能由一两个人完成，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本世纪初朱自强先生的《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进程》，可以说是“重写儿童文学史”的尝试之作；近年来方卫平先生和浙师大同行们又对“重写”作出了呼吁和理论的探讨；现在，刘绪源的这本新著体现了“重写”的新突破。为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有更多的人共同思考、争鸣、推进……希望有更多同行参与进来，笔者也愿成为这浪潮中的一滴水。让我们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