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于别处，亲近自然，远离人群的纷争与干预都是其理想的生活和文学愿景。他对孤单的人给予了一种特殊的关注。两个男人的故事，不仅是情节的设计，更是一种情感的需要，是出于对人的处境的忧郁和焦虑。问题是我们是否真的能生活在类似于“无菌室”的环境之中。正如几十年前吴亮指出的：马原的叙述是自恋型的。他的文学构筑很多地方都有着自我中心主义的痕迹，而所谓神秘主义与其是有着不解之缘的。但马原又是拥有爱心的，他的爱涉及范围之广经常让我们瞠目结舌，觉得难以理解，凡是有生命的，凡是被人忽略的，他都会倾注自己的情感。大元和李德胜一生成为朋友不是“零公里处”的偶遇，而是一种情感的宿命。我们必须认识到像自得其乐的自恋行为之类纯粹的物自体是无法再现的。再现涉及距离、分隔，是一种符号的表达。李德胜（一定程度上包括大元们）最反对的正是这些东西。他对自己的存在凝神默想，他们不好言词，沉湎于自己与超越人类社会的关系之中，拒绝与社会话语合流，把自己转换成纯粹的自我指涉的符号。

    世界上不可能有毫无纰漏的超然存在，也不可能有毫无弊端的自由。我们不可能轻易地卸掉历史的重负，同样也难以摆脱自我的沉重负担。弗洛伊德曾对狗产生了一个奇怪的信念：他认为狗是一种天性完全纯洁的生灵，完全没有受到文明的污染，它的生活摆脱了几乎令人无法忍受的人类文明冲突的影响。但人就不同了，文化虽不是我们的本性，但文化属于我们的本性，正是这使得我们举步维艰。剔除了人类有可能我们便失去了人的根本属性。人一旦失去了在他人的话语中参证自己，便失去了承认的法则，失去了聆听者，也便失去了言语的可能性。就是厌恶人类、喜与动植物为伍的李德胜也做不到这种切割。归根结底，他还是被挤入了一条迂回之路。作为“叙事”的存在，他也需要大元这个朋友的言语“证明”，在西藏时也需要大元的朋友成为他的朋友，也需要最终让大元成为他女婿的情节归宿。从这个意义说，不能把人仅仅作为自然的生物来理解，而应该把它视为不断追求快乐最终不可能快乐的动物。正如弗洛伊德经常谈到的，已经感觉到的快乐如何引起更多快乐的需要，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欲望只能在真实满足的此岸和对爱的想象性要求的彼岸才能实现。其实，被人对象化的动植物已并非纯自然的产物了。就像蒙田生前收集了大量有关忠诚与有雅量的狗以及报恩与温顺的狮子的故事，为的是对照和揭示出人类的残忍与欺骗性一样。同样，野生动物受需要驱使，离开自己的洞穴，去追赶某个它能吞噬的动物，以便心满意足地返回出发点，这种图景不适用本能来解释。不可否认，马原的叙事有逃避人的世界的嫌疑，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他在为改变我们业已习惯的认识方式所做的种种努力。他无疑是中国当代作家谋求改变观看之道最具勇气的少数作家之一。太多的作家追求认同，而他则追寻否定。

    《牛鬼蛇神》一举打破了马原叙述的惯例，每一章节的归O处都是议论，命题可谓面面俱到、无所不包。“生病以后，我把头脑中那些颠扑不破的意识梳理一下，发现绝大多数是虚妄的。”马原的解释道破了那些议论的来源。值得一提的是，理论重视的往往是无法思考的事物，而不是可以思考的事物。许多理论都是出自对无法思考的东西的迷恋。《牛鬼蛇神》中有着太多的发问，也有着太多针对虚妄东西的明确回应。我喜欢问号，甚至也很想把问号回赠给马原的回应。因为问题是自由浮动的，而明确的答案很多时候是僵硬的。

    《牛鬼蛇神》试图让生命隐含在时间岁月中，让意图和追问潜伏于空间之中，而盘旋不去的神秘则在时间中隐显，在空间里浮沉。与蔑视经验主义世界的柏拉图主义，或者相信这个世界处于一种还算不错状态的实用主义比起来。回归自然的浪漫和“途中的镜子”式的现实基本上也算是一种应对之策。马原的叙事既回避后者，对前者又爱理不理。这真有点像他谈论的常识：常识看起来似乎是平常的事实，其实是经验的直接表达方式，是任何具备正常头脑的人都能够明白的；常识涉及和阐释的关于世界的真理是明晰、显著和朴素的，是任何清醒的人都能明了的。但正如《牛鬼蛇神》所要揭示的，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如此微乎其微。我们或许就根本无法知道人类有没有必要出现在这颗行星上。何况这颗行星是那么的渺小，甚至可有可无。人类如此，又何谈常识。

    我们不可能高明地概括人类的成败得失，如同我们无法解答人类的存在之谜。因为我们必须跳出人类之外才能看清它，这就像我们无法跳出自己的皮囊审视自己。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人类的思考，对自我的审视。有时候，不可能之事就是可能之事，彼岸是此岸的存在条件。只要我们开动脑筋，只要我们言说，我们就无法摆脱人的困境及其命运。

十五
    关于《牛鬼蛇神》以及马原的早期作品，不妨让我们重温一段莱昂内尔·特里林对《哈克贝里·芬历险记》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