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喜欢一本叫《刀锋》的书，一生当中读了五六遍之多。书里的主人公叫拉里，从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归来后，忽然对身边的一切生出深刻的怀疑。他有一笔数目不大的遗产可以继承，这让他能够过一种不必为生计工作的游手好闲的日子。他决定什么都不做，只是读书和到处走走看看。

    不写小说的这十年，大元过的就是这样一份日子，很像书中的拉里。

    拉里去了很多地方，去过非洲，也去过印度，似乎还去过南美洲。他做过很多底层人群的工作，甚至做过苦修者。他当初的疑问在于现在的秩序和价值，他最终也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但是却因此收获了充实和对自己的信心。这本书是毛姆的杰作，是以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为原型杜撰而成。

    大元这十年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复制了毛姆笔下的拉里。

    关于拉里的原型是维特根斯坦，我们是从《刀锋》的中文译者周熙良先生的译文序中得知的。周先生的考查有理有据，应该可以相信，何况，毛姆的小说经常就是这么干的。《刀锋》是毛姆的晚期小说，他的主要小说距今都快一百年了，而《刀锋》的初版则是1944年，比毛姆的创作回忆录《总结》要晚整整六年。作为哲学家的天才和伟大，维特根斯坦最让人吃惊的就是他创造了两种不同的哲学。所谓早期和晚期指的就是这个，其间维特根斯坦转向了小学教育和搞建筑，时间差不多快十年。晚期思想的代表作《哲学研究》1953年问世，这时，维特根斯坦去世两年了。可以说，晚期的维特根斯坦不可能进入《刀锋》，而早期作为哲学家的维特根斯坦，毛姆也未必理解。而那个到处旅游的拉里倒很像毛姆自己。毛姆曾表示，一生最好的时光，就是周游世界的那些年月。关于《刀锋》，我更赞同毛姆的侄子罗宾·毛姆在《忆毛姆》一书中的说法：为了顺应战争中产生的神秘主义潮流，写作了《刀锋》。另外，毛姆对人类的认识也颇耐人寻味，他认为：“自开天辟地以来，人类的生活就是肮脏野蛮和短暂的，就全体而论，现在仍然是这样。”{17}如此作一番分析介绍，我们也应该看出大元为什么那么钟情于毛姆及《刀锋》的蛛丝马迹。有些事情可能连自比拉里的大元也不会想到，维特根斯坦去世前六周完成的重要论文《论确实性》，批判的却是摩尔的两篇论文，其中一篇便是《为常识辩护》。这对《牛鬼蛇神》中那么多对常识的辩护，是多么离奇的一种讽喻。

    我不认为毛姆的小说有多么杰出和伟大，《刀锋》也未必是毛姆小说中最出色的，但这并不妨碍大元的喜欢和钟情。重要的是他们之间有相通的地方。这里不妨再举一例，马尔科姆·考利在他那著名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文学和社会潮流的著作《流放者归来》中曾指出，毛姆的小说受到所有人的喜欢，正是因为遁世主题的戏剧化。希望能够逃避出去，完全与世隔绝，找到了一个真正的世外桃源，不惜自我毁灭的热情去寻找一种不受任何限制的生活方式，而毛姆的小说则为他们竖立了一个路标。他们甚至宽容了作者艺术处理上的浅薄。关于遁世的问题，前面已有所涉及，这里不再重复。

十一
    牛鬼蛇神是两个男人的符号，每个符号又衍生出另一个符号，牛衍生蛇、神衍生鬼、西藏衍生出海南、海南又衍生出西藏，辗转来回，殊相共生。大元问这些符号，这些符号又反过来质问他，大元也是一种符号，书写就是透过这些符号无休止地追探另一个符号——人类，同时人类又是一个个具体的自我，他们相互追问，彼此探视，成就着疑虑，生成着意义。对事实的迷恋让我们对虚幻感到陌生，同样，对虚幻的着迷也让我们对事实感到无所适从。有时回到传统天下的“故事”形式，文字游戏和“迁徙”状态，是马原的叙事特色，有时沉迷于思考与议论，关怀今日地球之生态，探讨生命的意义又是其叙事欲望。它们经常在一个统一体中彼此对峙，有难以弥合的裂痕。在禅宗式的时尚中，只有当我们掌握了它们的荒谬时，光明才会照亮我们。裂痕不是《牛鬼蛇神》的荒谬之处，但它的确是使我们认知其成败得失的一道光束。关键在于我们能否让裂痕的两岸产生多种声音的相互竞争，“协奏交响”一词就是巴赫金经常用来描述小说叙述中的美妙时刻。

    文学的生态立场让我们关注地球，提醒人们理解文化对自然的亏欠。在承认语言能够决定我们如何认识世界的同时，生态的文学和批评还要尽力重建世界的意义。《牛鬼蛇神》提醒我们，除了种族、国别、阶层、性别诸多意识形态，千万别忘了地球的存在以及它的生命系统正遭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的不幸、罪过感以及自卑之普遍和一般的原因，都在于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也不会过于书呆子气就认定《牛鬼蛇神》是一部生态作品，但它又确实在很多地方触摸着生态这个词，关注着地球的命运。同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轻视文化的作用，文化是人的生物缺陷的补偿，是人的第二天性。每一种文化的创造都包含了一种暗藏的或隐藏的人类学。说到底，马原对西藏的书写、大元对西藏的神往，既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