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弗洛伊德看来，忘记是我们的“正常”情况，记住只是忘记了的忘记。有一种原罪的东西长期以斜眼盯着人类，结果所有的知觉都有错觉，所有的行为都包括着无能，所有的认识都包含着谬误，所有的进步都意味着倒退。人是一种压抑自己的动物，是一种创造出文化或社会来压抑自己的动物。人优越于其他动物之处就在于能够创造和发展文化的另一种说法。就像尼采那样说的“人是一种疾病”。马原的小说告诉我们，他一直是一位关注人类疾病的“医师”，马原的兴趣在于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可能忽略、可能上当、可能误认的东西。他总能犀利敏锐地发现我们忽视的奇迹、宝物和自然动物的“神圣”。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在他的笔下，清洁明白的叙述让人读来总有着神神叨叨的感觉。马原的叙事应验了德里达式的悖论：一个真正的秘密并不隐藏在某处，一个真正的秘密全部浮在表面。这种表面性绝不通过任何解释方法、资料或语言而得到探究。而我们之所以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各种因素都在我们面前罩上面纱，不然便伪装成其他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说，摘下面纱和清除伪装是马原的叙事欲望。马原的叙事又是反现代精神的，因为现代精神的特征就是神秘的消失。

七
    李德胜的家乡吊罗山，“幽森、潮湿、犹如幻象，天上地下充满了由植物的根和藤蔓交织而成的网状结构，让人眩晕，又让人格外警醒”。“李德胜信鬼神，甚至希望派他去阴曹地府出差。”如何面对一个奇异世界中的奇异事物，还有李德胜的那些诡异的故事。对大元来说，是一种神秘的诱惑。同样，西藏这个灵异的世界，有着圣域的阳光、色季拉雪顶、青藏高原的雄伟和真正的原始森林，甚至包括国际商埠八角街的首饰对李德胜来说也是一种诱惑。一个神之地，一个鬼之域，神鬼的温床都源之于神秘。所谓神秘主义就是超越本已有的自我中心性，或者使其相对化，这种自我中心性是其他不会说“我”的动物不具有的。一切神秘主义都要以某种动机出发来理解：这种万物一体的神秘感受不是凭空而降的，而是要人们去追寻的。答案是，人需要灵魂的安宁。逃避事物而离群索居，人们并不能接近神，反而会闹鬼。人们必须学会内心的孤独，经历事物，在事物之中看到空，把它看成使他透明的态度，在它们之中把握神。

    关于西藏这些文本虔诚地再次使用，如果剔除其互文性和戏仿，只是为了信念和坚守，是为重复的再现，这些过去让人激动着迷的作品只不过是《牛鬼蛇神》的部分剧情罢了。问题是增加李德胜的视域，有了李德胜的那些诡异的故事作为参照、对比和互文性，也就产生了从最高海拔到最低海拔的流淌和互动。不止是大元的故事成了李德胜的故事，不止李德胜的故事成了西藏三个大男孩的故事，而且他们的故事也成了我们共同的故事。实在不敢苟同小说中的许多议论，但我相信，故事本身比议论有意思得多。“这个世界经常有让我们的真理和逻辑蒙羞的出人意料的故事。”不是我们拥有故事，而是故事拥有我们并指引我们。故事是使我们区别于动物的东西，是使人类区别于邻近物种的面部标志。

    一方面，十分强调事实，“因为在我的个人语言体系中，我觉得事实比真理占有更重要的位置”。马原在小说的议论中这样阐释，“我更愿意回到常识，常识经常离本源更近。本源，人类所有的常识从哪里来的——我认定其最重要的是从常识中来”。其实，真实只是解释的产物。种种事实只是话语的种种建构，客观性只是当下抓住了权力的那个解释，一个对种种事物可质疑性的解释，而人类主体之仅为虚构则一如他或她所凝视沉思的那个现实，一个四处弥散的自我分裂的实体，没有任何固定的天性或本质。相比之下，“现象”可能比“事实”更靠谱，这个宽泛的术语，其含义不仅包括呈现给感觉的对象，也包括提供给其他信念的候选对象。认知也同样来自感觉或理性。现象与信念不是同一回事。信念包含额外一项，那就是赞同：与现象不同的是，赞同是自愿的。现象获得赞同时才是认知的。认知现象是源自本质存在的现象，是打上符合本质存在之烙印的东西。凡是存在真实现象的地方，就可以想象出以假乱真的赝品。概念乃是事物之死亡。可经验主义简直颠倒了这种困窘，因为经验越是如在眼前一般亲密，能够理解的也就越少。事物同时既充满渴望而又漫无目的。

    疑心于所有被保证了的真理和确定，因而它的形式就是反讽的，它的认识论是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问题是你所确信的能否被怀疑，你所相信的感觉只是相对成立：一如大元在北京串联回来后唯一的存在只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它和文革大串联的真实相去甚远；又如李德胜对同类的不满导致对动物的亲近，从生态的角度能给予我们以启示，但若从人的角度看又让我们不安。在叙事艺术上，马原是个视角主义，但在走出丛林后的人类的认知上，能否也信奉一下视角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警惕于一切可以孤立起来的同一性，当心于任何有关绝对起源的观念。同一性如果不与差异相区分，它就不可能被思想。差异是使同一性成为自身的东西。概括地说，相同的事物只有在与他者不同的情况下才能被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