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马原在那个名叫《丑小鸭》的杂志上发表了中篇小说“零公里处”，讲的是一个十三岁小男孩串联至北京的故事。这篇颇有点另类的文革叙事严格来说是一部成长小说。小说中叙事者有这么一段独白：“小说是反映人的精神活动的，是表现人们的生活的，然而生活是早就开始了的，无所谓始，无所谓终。”如今，“零公里处”作为重现的镜子出现在《牛鬼蛇神》的首卷，而这段独白被删除了。那是因为，过去那让我们共同分享对稍纵即逝的片刻时光的欣赏，已经让位给漫长人生的绵延。从某种意义上说，《牛鬼蛇神》变得有始有终了。以往的成长小说总和教育归于一体，试图将教诲植入小说之中的尝试总是其无法摆脱的阴影。马原的小说没有忠告，也提不出忠告。他关注的是一个人的孤独，或者是孤独的个人。

    从北京归来的大元觉得自己长大了。“远行归来，定有故事要说”，本雅明曾借用德国流行的这句老话来形容讲故事人的起源。但他又继续补充说：“但人们同样兴致勃勃地聆听那些守家在地、安分守己、熟知当地掌故与传说的人所讲的故事。如果要为两种讲故事的人各找一个典型的代表的话，那便是羁恋土地的耕作者和泛海经商的水手。”{13}若以农民和水手为区分，大元的故事则属后者。这也是为什么提到“零公里处”时，马原总会讲到马克·吐温的那部著名小说《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并称自己的小说为流浪汉小说。关于此类四处游荡的叙事，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吉尔·德勒兹还有“游牧”一说，在《批评与临床》一书的前言中，德勒兹指出，写作是“在语言中发明新语言”，创造“带着语言从世界的此端到彼端的过程”。写作是“一次航行、一个旅程”，是健康时抛向域外的轨道，生病时遭阻拦的道路。{14}

    马原本质上是流浪形的，从《牛鬼蛇神》的人生地图来看：他魂系西藏、安顿海南、串联北京、游牧上海都是一次次的旅程，无论何地都是“流浪汉”心中的居住地，水手的营地。我有一种感觉，只要时间允许，海南也不会是其人生的归宿之处。说到底，马原认同的始终是“他乡是故乡”。广而言之，所谓人生过程是靠人渴望成为他所不是的东西的欲望来撑持的，这种未被意识的欲望表现为一种永不安宁永不停息的追求。人类的命运似乎就是与乐园的分离和努力重新回到乐园。

六
    “零公里处”的故事移植到《牛鬼蛇神》中，也不是没有变化的，原本为完整的故事如今成了小说的部分与开首；原先那句过去未来时的插入为“十五年之后”，指的是叙述的当下，而在《牛鬼蛇神》中则为见到毛主席的满足“也伴随着大元度过了之后的四十五年时光，并且还将这个时间陆续延长至大元的生命尽头。大元愿意期待那个时间定格在二十七年之后的2038年。”这个未来不止是人物处境的未来，也是叙述的未来。昨天不仅是记忆的存在方式，而且明天是祈望的表达方式。重要的是，重现的故事中多了一个人物李德胜，因为他的出现，所有的细部与线索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个人的故事从此变成了两个人的故事：一个来自东北，一个来自南方的深山老林里；一个信神属牛，一个属蛇的有点鬼气，小说的名字故曰“牛鬼蛇神”。小说取这个名字而没有照多数人期望去描述这场革命而带来诸多不满和失望，这一点估计连作者都未能料到。看来，经历了几十年的变化，重述过去的故事还是有风险的。

    “革命”撕裂了他们的青春，成就这两个男人的故事，“一整天的同甘共患难成就了这两个人一辈子的缘分”。于是，小说的发展就有了大元赴海南吊罗山，李德胜赴西藏相互探望的卷章，有了大元最终娶李德胜女儿小花为妻的结局。大元和李德胜是有诸多差异的，但他们又彼此牵挂、互为影像。他们身处天南地北，相距甚远，但又彼此关心，关心对方就是经常处于身处异地而心挂对方。大格局、大色块是《牛鬼蛇神》的叙述雄心，从自我出发，直视生命，把人生的经纬作为赌注则是其叙事的壮志。有人认为《牛鬼蛇神》作为长篇小说有所欠缺，但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则令人震撼。这不无道理，但自传体小说说到底也是小说。何况，小说所展现的思考和涉足的领域是其他同类小说不常见的。比如，林白最近的长篇小说《北往》，同为类似自传体，同样是人生的迁徙状，差不多的时间段与背景，但写法却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