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一直以来，关于马原叙事形式的来源一直有对立的两种观点。认为模仿西方现代派和“新小说”的技巧，追寻世界文学新潮流是一种主流观点，随着1980年代新潮小说的落幕，随着回归故事推崇阅读市场的风声水起而愈演愈烈。有感于此，有人从传统中西小说观念比较的角度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写上这个题目我自己都有些心惊。我猜想如果问马原哪些作家对他有较大影响时，他开列的会是一长串的外国名字，诸如博尔赫斯、拉格洛孚、加西亚·马尔克斯、福克纳、海明威……你无论如何也无法把马原与他们割裂，没法对马原所构筑的小说世界中或隐或现的异域的幽灵视而不见。甚至可以说，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有现在这个样子的马原小说。尽管如此，读马原和读博尔赫斯等仍有感觉上的极大不同，特别是马原那层表面的陌生逐渐消除之后，我对马原小说竟产生了一种亲近感，一种自觉从内心发出而非经过多么艰难的理性思索的认同；而面对那些“洋货”，由于始终有一种“隔”的感觉，终究无法达到同样的效果。⑩

    写作这篇评论的张新颖就这一熟悉的认同进一步指出：“马原对外在于自己的世界的态度和行为是观感、是体验，是把自己投诸现象世界而拒绝对现象世界做出各式各样的推理和判断。在这里，马原明显地呈示出一个传统中国人的典型的思维方式，体现着中国艺术的基本精神。据此，马原的非因果叙事方式、对众多偶然因素和可能性的重视与把握、叙述角度的变幻、作者与他所构造的世界的关系，叙述的现时性、随意性等等，都可以得到解释。”{11}由于批评家对问题阐述的清晰明白，我没有必要做转述和复述。

    张新颖的阐释是有道理的，尤其当它针对更为简单机械的西方模仿论时。但是，我们从更深层次要求来看，从几十年过去后的今天来要求，此类分析还是过度依赖于一种本质主义的思路。创作是一种复杂的活动和实践，任何九九归一式的分析都容易抹杀其多样性、复杂性和矛盾性。那种认定创作总是有独一无二的动机和方法的看法总是可疑的。甚至马原那句流传甚广的自我解读式的宣称：我深信我骨子里是汉人，尽管我读了几千本洋人写的书。还是无法说明什么问题。这个疑虑，我们在读《牛鬼蛇神》时还会遇到。经过几十年的叙事、停顿、再叙事，马原的情况要比我们想象得还要复杂。

    尽管如此，张新颖的论文所作的许多开创性诠释即便今天来看也十分重要，他至少提醒我们，叙事形式是和我们认识世界的方法密不可分的。这个问题，在关于马原小说的批评史上显得尤为纠结。“为什么现代哲学如此频繁地回复到认识论的问题上来呢？”特里·伊格尔顿在其著名的《审美意识形态》中论述“康德式的想象”时提到这一问题。“主体和客体的戏剧，即关于主体和客体的聚合离散的隐性叙述一直牢牢地占据着现代哲学舞台的主导地位，就如同两个水火不容的伙伴极力要胜过对方一样——他们不可能放弃命定的相互迷恋，经历另一次痛苦的分享后，他们决定再次相互迷恋。”{12}叙事欲望作为一般艺术活动的基础，是一种游戏冲动，是对形式的欲望和对内容的欲望都渴望得到满足的冲动。这种冲动的对象，本身既是形式又是内容，它在寻觅内容的地方变成形式，在寻觅形式的地方又证明是内容。任何有作为的叙事艺术都无法摆脱这两种欲望的相互迷恋，就像弗洛伊德的“快乐”一样，是从张力中的释放，都是对世界的接近和窥视。

    叙事的内容并非留存于言说之中，也许更多时候是无法言说的难以言说，甚至不屑言说的沉默也是其重要内容的形式。我们的叙事能否在沉默之中保留着对社会的批判和对历史的反思，而不是在怯魅中连沉默的叙事都踢出局，或许是理解马原叙事的关键。

五
    马原的叙事特征在于：挤压、截断、搅乱叙事的时间秩序，拼贴、组装、扩容的空间格局。这次的《牛鬼蛇神》也不例外。全书分别以北京、海南岛、拉萨、再归海南为卷，以地的四方构筑地理之方。人物则以大元和李德胜相遇相识来往重逢贯穿始终，宿命般地划了一个圆。中国传统式的天地方圆大概是其主观设计的总体叙事地图。看得出，中断了二十年小说叙事的马原不是没有变化的。比如叙事的时空观，在《牛鬼蛇神》中，大元的人生经历就分明表现出强劲的时间顺序。究其原因，或许这是小说的长度使然，或许任何叙事最终总会对时间表示出某种程度上的归顺和妥协，那是因为叙事本质上即一种时间的艺术，任何在空间上的拓展和实验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探究时间形态的多种可能性。就是眼下“归〇”这个热门的话题，在我看来，无非就是提出：我们能否沿着时间往回追溯，希望能在那遥远的国度找到秘密的出路。现代小说最大的提问如下：为什么书写被命定为连续而非并存？这也是19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提问。而今，在《牛鬼蛇神》中这个问号似乎已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