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宗教问题上，胡适的激进堪比他所反对的共产党人，他公开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在今日的中国，在宗教信仰向来比较自由的中国，我们如果深信现有的科学证据只能叫我们否认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灭，那么，我们正不妨老实自居为‘无神论者’。这样的自称并不算是武断，因为我们的信仰是根据于证据的。”很显然，胡适是从现代理智主义的立场出发，把宗教视为一种经验陈述，因而仅凭外在证据就可以决定真伪。宗教、有神论，在他眼里就等于迷信。宗教不但无益于人生，反而“处处反乎人情”。他完全认同现代性否定宗教的超越性，而让人自己来代替神的地位的世俗化思想。他要求人们“信任天不如信任人，靠上帝不如靠自己。我们现在不妄想什么天堂天国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建造‘人的乐园’。我们不妄想做不死的神仙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活泼健全的人。我们不妄想什么四禅定六神通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有聪明智慧可以勘天缩地的人。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人的将来是不可限量的。我们也许不信灵魂的不朽了，我们却信人格是神圣的，人权是神圣的”。这段话充分反映了现代人把上帝赶跑，把自己视为上帝的态度。有这种态度的人，自然不会再有依赖感、敬畏感和向往感，而只有对自己能力的无比自满与自信。若干年后，一首“民谣”以更加直白和肆无忌惮的语言，说出了同样的现代人的自命不凡：“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宗教的无用之用

    现代中国人对待宗教的态度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普遍对宗教的态度是一致的，都是一种现代性的态度。现代性是一种理智主义的态度，对于任何事情都是以目的理性为准绳，以有用没用为依归。它只承认，甚至放大本能意义上的感觉（欲望），为此感觉-欲望服务，却根本无视超越生物本能和功利计算的情感。《共产党宣言》中对此有尖锐的揭露：“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和自力挣得的自由。”现代人普遍的宗教冷漠，主要不是由于启蒙或别的什么思想运动，而是源于现代性的生活观和世界观。从根本上说，现代人大都是无神论者，无论何方神圣，在金钱面前都要退避三舍。德波顿之所以要把他关于宗教的书写给无神论者看，就是因为看到了无神论者（公开的和隐性的）构成了今天西方人的大多数。

    要让只能以目的理性的方式思维的现代人接受宗教，只有让他们相信宗教是有用的，而不是出于什么人类最深沉的情感；并且套个近乎，声明自己是与他们同样的无神论者。德波顿说他“并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也不认同宗教中的超自然内容”。这样，可能会吸引许多读者，但他对宗教的论述就不可能深入宗教的堂奥。不过他也不想研究宗教或认同宗教，而只想告诉人们“其中所包含的诸多有益要素”，证明宗教对现代人还是有用的。

    虽然各种宗教的教规、教义有不少不但不能促进人谋利，反而有碍于人逐利，虽然宗教绝不是人类功利心的产物，但这绝不是说它不能在人类实际生活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宗教能够“丰富世俗生活，促进个人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的和谐友爱”，不怀偏见之人都会承认，毋庸德波顿再来重申。但德波顿还是从九个方面细数了宗教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

    首先是能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培养群体归属感，能够让我们深感人间需要彼此的关爱。但宗教靠什么来做到这一点？德波顿说靠弥撒。但对于由于不信神，因而从来不进教堂，不做弥撒的无神论者来说，这不是在对牛弹琴？只有有共同信仰的人在一起参加一个精神活动，他们才会有群体感和团结精神，他们才会在教堂宏伟的建筑和庄严的气氛中感到个人世俗的名利无足介怀。没有信仰的人即便参加弥撒，恐怕想的不是神职人员的说教，而是股市的涨跌吧。更有想象力也更可笑的是德波顿建议餐饮业模仿基督教的会餐制，搞什么“博爱餐馆”，在那种餐馆里，“穷人与富人，黑人与白人，虔信者与世俗者，偏执者与平衡者，打工者与管理者，科学家与艺术家，都将同桌共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能有这样的餐馆已经是个不小的问题，即便有，坐在一起吃饭的人能否因此产生兄弟情谊，更是一个问题。大概只有非常天真的人才会相信这样的“博爱餐馆”的设想不是一个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