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的论著内容能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除《新唯识论》和前面提到的《破〈破〈新唯识论〉〉》（1933年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外，他的重要的著作尚有《十力语要》、《十力语要初续》、《佛家名相通释》、《体用论》等。在上述著作中，他对《体用论》尤为重视。他在该书“赘语”中说：“此书既成，新论两本俱毁弃，无保存之必要。”（“新论两本”指《新唯识论》的文言、语体两种文本）从中看出他的思想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他的哲学体系的中心思想是“体用不二”，晚年所写《体用论》正是阐述这一中心思想的重要著作。

    宋朝理学家程颐作《周易传》，把《周易》的要旨概括为八个字：“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这八个字相当于熊十力的“体用不二，性相一如”。冯友兰对熊十力的这个思想有过中肯的、深刻的评价。冯指出，程颐与熊十力“他们对于哲学中的两个主要问题，所见略同；但比较起来，熊十力对于这两个问题，见得比较透，解决得比较彻底。说是‘一源’，意味着体、用还是两件事；说是‘无间’，意味着显、微还是两件事。熊十力直截了当地说‘体用不二’、‘性相一如’，这是因为熊十力经过和大乘空宗及有宗的斗争。”（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4～225页） 

    一般来说，对一个人著作的评价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不同时期社会发展状况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对于熊十力学术著作更是如此。从学术领域而言，佛学界对之批评者多，认为他在儒佛融会方面是失败的；在非宗教界，特别是崇尚儒学的学者却认为，他在儒佛融会方面是成功的。从历史时期而言，1949年之前的学术界虽然对之反应不是太热烈，但总体上的评价是很高的，贺麟在他所著的《当代中国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中用相当篇幅加以评述；1949年后，学术界则反应不多，更有甚者把《新唯识论》与《新理学》（冯友兰著）视为“与反动派残害人民和投降主义逆流相呼应”的复古主义之作，“文革”期间竟被诬为“地主资产阶级尊孔派学者”。从地域而言，港台学者特别是在港台的他的学生对之评价甚高；大陆学者则更多以他的哲学思想是属于唯心主义而持保留态度，直到20世纪80年代情况才有所扭转。

    熊十力的佛学研究与儒佛融合的成就受到儒学大师马一浮的高度评价并欣然答应为《新唯识论》文言文本题签作序。序言说：“十力精察识，善名理，澄鉴冥会，语皆造微。早宗护法，搜玄唯识，已而悟其乖真。精思十年，始出境论。将以昭宣本迹，统贯天人，囊括古今，平章华梵。”序言在扼要阐述了该书的基本内容后，认为熊的学识“足使生（道生）肇（僧肇）敛手而咨嗟，奘（玄奘）基（窥基）侨舌而不下。拟诸往哲，其犹辅嗣（王弼）之幽赞易道，龙树之弘阐中观。自吾所遇，世之谈者，未能或之先也。可谓深于知化，长于语变者矣。”道生、僧肇、玄奘、龙树等皆古代著名佛学大家，王弼是魏晋时代的著名玄学家，马一浮将熊十力与之相提并论，评价之高由此可见。

    熊十力于1922年应聘于北京大学之前与蔡元培早有文字之交。熊是在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后离开广州，返回德安，决心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1918年，他将1916年以来写的笔记、短文、书札汇集整理成《熊子贞心书》自印行世。蔡元培当时为之作序说：“熊子之所得者至深且远，而非时流之逐于物欲者比也。”还说：“熊子之学，贯通百家，融会儒佛。其究也，乃欲以老氏清净寡欲之旨，养其至大至刚之气。富哉言乎！遵斯道也以行，本淡泊明志之操，收宁静致远之效，庶几横流可挽，而大道亦无事乎他求矣。” 

    最难得是梁漱溟，在学术上直言不讳，他于1916年在《东方杂志》上连载的长文《究元决疑论》中指名道姓地批评了熊十力早期有关佛学的文章，并与之切磋学问；是他于1920年推荐熊到南京支那内学院专门学习佛学，又于1922年向蔡元培推荐使之进入北大，开始长达30多年的教学生涯。又是他于1961年在重读熊的所有著作后，摘录其主要论点编成一册《熊著选粹》以示世人。

    对于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中国哲学史专家张岱年曾指出：《新唯识论》认为“实体”非离心外在的实体，名为“恒转”。恒转包含“翕”与“辟”的作用，实体一翕一辟，而有色法（物质现象）与心法（精神现象）。但又说恒转即是本心。熊十力在他晚年所著《体用论》与《乾坤衍》中不再讲“境不离识”，而强调“体用不二”，认为实体是万物的内在根源，主张“摄体归用”。他企图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实际上仍然倾向于唯心主义。

    熊十力在港台的弟子以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等最为著名。至今健在的牟宗三曾指出，“熊十力先生是一代大哲、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开创者”，“是五四后老一代佛学专家中屈指可数的几位代表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