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原名继智，“十力”这个带有佛教色彩的名字是他中年学佛后改成的。他早年曾参加1911年的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失败后他转向学界走“学术救国”之路。当时章太炎在他主编的《民报》上发表多篇佛学方面的文章，谭嗣同在他的代表作《仁学》自序中以“华相众生”为笔名，欣赏佛教“众生平等”之教义。这些都对熊十力产生思想上的影响，经梁漱溟介绍，1920年熊十力拜欧阳竟无为师入南京支那内学院学习佛学。这是他一生中一个大转变。1922年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聘，他到哲学系任特约讲师（1943年改为特聘教授），从此开始在北大长达30多年的教学生涯。1954年我考入北大哲学系时，他也是我们的老师，但没有机会听他上课。

    熊十力在支那内学院苦读佛教经卷整整三年，成为佛教哲学专家。他虽然非常欣赏佛学的精湛深奥，但他在把佛学与儒学加以比较之后，对之产生疑问。在他看来，佛家讲生灭，突出了一个“灭”字，实际上是以“灭”否定了生。他以哲学家眼光评点佛教，从佛学之中走出来。出佛入儒，对于他的思想而言顺理成章。本来他就认为佛与儒并无绝对对立之处，与西方哲学并不属于同一类型。他把孔子创立的儒学视为国学正宗，在评述先秦诸子学说之后，提出了“诸子皆源于儒”的论断。

    熊十力虽倾心于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对儒学的发扬光大，但他对西方文化、哲学有非常精辟的见解。他反对“全盘西化”与唯科学主义倾向，对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也相当反感，认为西学的误区是“蔽于用而不见体”。针对西方实证主义者的“哲学就是认识论”的口号，他反其道而行之，倡言“哲学就是本体论”的主张。他认为，西方哲学走到“本体不可知”，其实不是“本体不可知”，而是西方哲学家“不知本体”。他对西方哲学既有批评也有吸收，在建立“新唯识论”哲学体系时，吸收罗素的“事素”说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并把后者的直觉主义当作建立本体的认识论根据。 

    融通中、印与西方之学，创立“新唯识论”的思想体系，他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新儒家学者，但代表作《新唯识论》（包括若干相关著作）的出版却不是一帆风顺。

    他的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新唯识论》中，这部书写作与反复修改的时间之长，遭到反对之激烈，是很罕见的。该书的写作可追溯到1923年。这时他已在北京大学讲授选修课：“唯识学概论”。讲义《唯识学概论》约9万多字，由北大印出，这是他按照旧的唯识论体系写的，但他在书写成后，对唯识宗的教义发生怀疑，只能尽弃全稿，开始自创“新唯识论”，遂有第二种《唯识学概论》讲义的问世。该书于1926年仍由北大印刷，内容删掉原有的关于唯识学名相的解释，增加了批评唯识学的内容，体现了他本人的新观点，使“新唯识论”思想体系初具雏形。此后，1930年公孚印刷所将经他不断修改的书稿《唯识学概论》印出，这是第三种稿本。他在该书导言中写道：“此书前卷，初稿、次稿以壬戌（1922年）、丙寅（1926年）先后授于北京大学，今此视初稿根本变异，视次稿亦易十之三四云。”他之所以视三稿与初稿为“根本变异”，因为两者是新唯识学与旧唯识学之别。

    1932年，文言文本的《新唯识论》由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发行，终于在学术界以“新唯识论”观点展示了他的哲学主张。但他对佛学，特别是对唯识宗的批评引起佛学界强烈反应。与他同出欧阳竟无门下的刘衡如在《新唯识论》文言文本问世不久，即以《破〈新唯识论〉》为题在支那内学院的院刊《内学》第六辑上发表长文进行驳斥。熊十力读后立即动笔写出《破〈破〈新唯识论〉〉》。他在答辩文章中并不掩饰自己意欲融会儒佛的愿望，表示以真理为准绳。事实上，在佛教诸宗之中，唯识宗虽经唐代玄奘及其弟子窥基的弘扬而兴盛一时，但并未很好解决使之中国化的问题。熊十力致力使儒佛融会，实与试图解决此问题有关。

    同一种学术著作用文言文、语体文两种稿子出版，这在当时也是少有的。从1938年开始，熊十力开始在文言文本《新唯识论》的基础上改写语体文本，并进一步完善“新唯识论”的思想体系。《新唯识论》语体文本的上卷于1940年由吕汉财资助印刷200册，上中两卷于1942年由居正募资，北碚勉仁书院哲学组出版。到1944年，全书三卷，中国哲学会作为“中国哲学丛书”甲集之第一部著作，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重印。1953年秋，此书的“壬辰删定本”的董必武、林伯渠等协助印刷。《新唯识论》语体文本经中华书局重版标点、重新排印于1985年作为“熊十力论著集之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