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他给这本新书起了个有趣的副标题:一本非信徒的宗教使用手册。
上电视、办学校、造房子
不少人常议论德波顿的名字:中间那个de带有贵族味,但他的姓Botton因发音近似英文臀部(Bottom)而显得十分滑稽。
从瑞士银行家父亲那儿继承两亿英镑信托基金的德波顿,是无需为钱发愁的幸运儿。眼红而不怀好意的人,顺势讥讽他身上有股欧洲特权阶级的臭味。
德波顿1969年生于瑞士,8岁被送到伦敦念书,18岁入剑桥大学,专业是政治思想史,后又读了个哲学硕士。
他说自己大学时代只有两样追求:爱情和创作,前者的失败促成了后者的成功。
大学期间,他对学校课程毫无兴趣,时间都花在图书馆和学校附近的一家书店在那里,父母为他开了个账户,任他无所顾忌地买书。他博览群书,和古今圣贤神交,渐渐找到自己的创作模式。
《爱情笔记》中,他用哲思片断而非小说语言详述一段情缘的全过程,将两性在交往中的种种细节上升至哲学层面的思考,字里行间,处处机锋。小说中还引入一本正经的概率计算,证明售票机将他和她这天安排在同一趟航班相邻而坐的概率为1/5840.82。
提及由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我的前5位女友》,他有些着急:哦,那电影糟透了!我希望没人看过它!我喜欢电影,但很奇怪,我不愿把书拍成电影,就像米兰昆德拉说的,作家应该写出那些没法拍成电影的作品,如果你的书读来像一部电影,那就该是一部电影。
与很多作家对新媒体的抗拒与狐疑不同,德波顿会主动拥抱各种媒介,身为作家,写作前你已是个有想法的人了,应该利用各种渠道与他人分享:Twitter、Facebook,这些尝试都是有趣的经验,为什么不呢?
他还与电视台合作,编写、主持各种专题片。书本是种安静的载体,即使你卖出很多书,它们依然不是大众媒体,如果你想换种方法改变些什么,可能上电视更好。当我写完《幸福的建筑》,它并没对当前建筑产生影响,因此我开始活着的建筑(LivingArchitecture)项目。另外,我还创办了生活学校(SchoolofLife),因为当前的教育系统没有真正教会人们生活所需的技能。
在书里,德波顿曾拈出普鲁斯特别太快的智慧秘钥,但生活中的他,语速奇快,工作效率极高。几个月前,他还专注于活着的建筑项目,近几周便抽身出来宣传新作《宗教之于无神论者》。采访当天上午,他给政府部门开讲座,午餐时间和年轻人交流,下午采访前的10分钟,他还在忙一个电话,几天后又要飞赴澳大利亚
写书、演讲、上电视、办学校、造房子他享受这种多元角色。当这边一件事变得糟糕时,我可以抽身出来忙别的。例如建筑,我通常投入一段时间后就溜出来,拜拜,明年再会,然后忙我的书。当然,写书也很慢,但每天做一点,让你感觉生活在前进。
3年前,德波顿出版《工作颂歌》时,有媒体发难:这家伙的办公室经验仅限于制作电视节目的兼职活儿,对劳累、乏味的工作,他有什么发言权?
《工作颂歌》大部分内容来自我在全球各地的研究,从法国的火箭发射到马尔代夫的捕鱼船,我走出去和不同背景的人打交道。他对批评不以为然,难道你不能写关于德国哲学家的书,只因你不是德国人?你不能在文章中探讨佛教,只因你不信这些?这太可笑了!好作家就是能写出他未曾经历的这些。一番自辩后,他无奈笑笑:卖书遇到恶评真是糟糕!就像你是这家餐厅的厨师,你做的菜被人下毒了,你很生气,想解释,哦,不是这样,你们应该尝一下,但顾客早被吓跑了!
关于中国的问号
德波顿的著作初出中译本时,周国平、余秋雨等人皆做过推荐。近年来,他在中国早已成为明星作家,新书上架时,他的粉丝、主持人陶晶莹,只调皮写下寥寥几字荐语:这个人,还需要我介绍吗?
不过,对于自己在中国的走红,他也有困惑:我很高兴自己的书在中国畅销,但真的很奇怪,中国经济如此蓬勃,书怎么卖得这么便宜?我在中国卖书赚的钱还不够我在伦敦吃一顿午饭。
采访结束后,拍照的短短几分钟,他又抓紧采访本刊记者:Tellme,上海现在天气如何?气温多少?像伦敦一样很早就天黑吗?大概几点会天黑?如果上海人想晒太阳,他们冬天都到哪里去旅行?海南是不是像热带一样?中国人现在的心境如何?他们乐观吗?对政府满意吗?人们是不是都热衷追逐金钱?大家对腐败怎么看?中国的记者自由吗?五花八门的问题,令人应接不暇。
2004年下半年,德波顿曾到访北京和上海,为期两周的旅行后,他对中国有了全新认识。我原以为中国人跟英国人一样含蓄,但他们非常直接。在英国,人们见面20次,谈的还只是天气。但在中国,有人见面就问我:你的头发怎么都秃光了?是什么时候开始秃的?
他对中国的当代建筑也有些失望,在书里直言不讳道:冷漠的写字楼支配着城市的地平线,它们呆板的外观无声地嘲弄着你为了来到这里所经历的千山万水在地产商兴建的新兴开发区内,每幢房子所采用的材料和外观几乎跟世界上的任何其他部分一般无二。
德波顿说,他将来打算写本有关亚洲哲学家的 书,到时会再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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