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久尔吉是过来人。他经历过匈牙利集权制度的打压，甚至很了解纳粹政治、斯大林模式（他父亲死于劳动营），包括后来中国出现的“文革”等。把预言小说的时间放到近在眼前的1985年，这不得不说是很大胆的。因为这个时候，包括匈牙利在内的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正日趋走向衰落，乌托邦实验基本陷入了低谷，冷战式微，离苏联解体（哪怕从1981年写作时间算起）已只有不到十年的时间了。这个时候，再接着奥威尔的故事，延续当初奥威尔《1984》所创造的“老大哥”这一称呼，以此象征独裁者和寡头政治家的覆灭，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当然久尔吉也延续所有奥威尔式的隐喻，如：精神保卫局、秘密警察、核心党、《时代》杂志、知改委（知识改革委员会）与新话（老大哥体制内设计的语言改革和洗脑）等。因为只要有某种集权制度，这些东西就会永远变着花样存在。但久尔吉的作品最终的目的，还比奥威尔“进了一步”，即他渴望用小说在当下的国际现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还得继续描写自“1985年1月，老大哥不治身亡”之后的世界格局。那时，乌托邦体制开始解冻。上层酝酿变革，秘密警察奥勃良创办《时代》文艺副刊，邀请被他折磨拷打过的温斯顿·史密斯担任主编，一切在朝着看似乐观的方向发展，甚至可以讨论如何排演《哈姆雷特》。因为“只要一个制度可以让《哈姆雷特》顺利公演，不会让观众在看戏的时候联想到自己悲惨的命运，这个制度就不再可怕”。然而，谁都知道还有更复杂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直写到奥勃良与斯坦雷在伦敦广播中宣布“大洋国崩溃了。英国诞生了。独裁灭亡，国家万岁！一切自由！”云云，直写到一个新的体制诞生，而斯坦雷被判处死刑。但这新的体制带给大家的仍是对“自由”的怀疑。

    总而言之，这是在让我们思考：如果你打倒了你所不满意的东西，那么接下来的东西是什么？要写这样的小说，似乎首先要考虑的是现实中的镜像是否成立，其次才是文学性。然而令人惊讶和欣慰的是，久尔吉做到了。并且可以说做得很出色，甚至有预见性。其中一些罗列的所谓街头革命“标语”，在我们如今看来，也并不过时。如：

    做现实主义者，追求不可能！（一个学生）

    重新回到资本主义！（一个曾经的社会主义者）

    重新回到社会主义！（一个曾经的资本主义者）

    谁想找宽胯巨乳，思想革命的姑娘？我就是。我就站在对面副食店门口。（学经济的女孩）

    你错了！（一个哲学家）

    犹太人该为一切负责。（一个反犹分子）

    我很寂寞，谁肯救救我？（一个士兵）

    久尔吉的概念无非是：任何革命与自由都无法抵消人性的躁动。因为每个人都是有局限的个体，而体制无论如何强大无敌，但终究是表象。所以我们真正要做的不仅是反抗体制和威权主义对人性的干涉，更应该注意到人性在体制下应该如何做到理性与克制。这才是走向“自由”的正道，是对自由最有效的诉求。当然，故事难以穷尽一切。在我个人看来，1985年其实是当代世界的“万历十五年”，尤其更是中国当代文化的“万历十五年”。因为那时正是中国当代艺术史的“85新潮（或85思潮）”时期。一股最初从当代美术中爆发出的力量，直接影响了其他文艺领域，乃至对整个社会造成了持久的波动。那是让包括我这一代中国少年都铭心刻骨的一段历史。因为“85思潮”时期，相对而言，可以说是近三十年来中国人最具有自由精神的时期，最起码，那时大家似乎都像久尔吉一样，看到了某种深刻的希望和令人燃烧的激情。看到了传统理想主义最后的闪光。可惜这种东西，到了90年代之后又被商业经济模式消磨了。大多数人都被物质需求、生存条件与经济压力所击垮。宛如青春的美学眨眼间又被中年危机打得粉碎。人们在下海、信教、回家、出国与改行的岔路口分道扬镳，作鸟兽散，各自迷惘地扑向自己那宿命的渺茫大化中去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到如今，大多数人依然没有找到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而世界又回到了革命之前那种“全副武装式的和平时期”。

    子夜读书时，多少人会在灯下自问：难道这就是我们要的吗？赫胥黎曾言：“完美越多，自由越少。”（《美丽新世界》）而久尔吉则说：“请你告诉自由的人们，他们其实并不自由。告诉他们，我们才是自由的”。因为“我们曾经自由过”。

    无疑，人生若电光石火。一个人有所阅历，有所作为，不白活一场，便算是自由了。而对于那些所谓传统文明、反偶像崇拜、乌托邦、革命、均贫富、人权、科学、民主与自由等太过于完美的词语和概念，是否我们又太迷信了呢？诚然，大浪淘沙，那朝代或制度之间的更迭变幻，其普世价值与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然究其人性的本质，以及历史中那些残忍的细节和无辜的死者们，又转头看看如今在满太平洋巡幸的航母和各国军演，这“进步”之中，又有多少算是换汤不换药呢？所谓变革，或更像是《临济录》之所言：“师云：何得剜肉补疮？林云：海月澄无影，游鱼独自迷。”故除了用寓言的方式来讲述他们那迷惘的故事，这个问题已没有人能回答，也无需再回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