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回来，虽然陈翰伯留下的文字不多，但在我们的心目中，他绝对是一位大出版家，有三件事情足以佐证。其一是创办《读书》杂志。其二是为国家开列辞书建设的书单。那是在一九七二年，周恩来总理亲批，将“CC”从干校调回北京。一九七五年，他们着手制定“中外文辞书出版十年编辑规划”。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工程，因为当时世界上只有两部汉语大词典，一是日本的《大汉和词典》，一是台湾的《中文大词典》，我们却仅有一本《新华字典》。这种“大国小词典”的局面，实在让国人脸上无光。这个规划拟定，在十年内出版中外语文词典一百六十部，其中中文三十一部，外国语八十一部，小语种四十八部。最重要的五部是《辞海》、《辞源》、《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八月二十日，总理圈阅，并在批件上附言：“因病在我处压了一下。”九月，总理的病情就恶化了。

　　其三是他一九五八年入主商务印书馆，这是一次“复活”的工作，他启动了《辞源》的修订工作；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请吴晗组织“外国历史小丛书”；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周扬等人的支持下，开始了翻译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的“洋务运动”。这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先声，比如一九八六年，商务整理出版二百种名著，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陈翰伯主持工作那些年出的书。

　　陈原：一个通才的绝唱

　　我记得陈原先生去世时，曾有人称赞他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殿军”。这是一句溢美之词，它提示我们：作为一个时代的“殿后”者，陈先生的逝去，具有了“后无来者”的象征意义。不了解陈原的人，听到这样的评价，也许会产生“过誉”的感觉。但是，当我见到这样的语词时，脑海中却跳出另一个更加极端、更加个性化的判断：他可能是中国百年出版史上，最后的一位通才。

　　我知道“通才”的概念，还是在早年对于西方科学史的研读中。在那里，最伟大的通才是亚里士多德，他几乎是整个西方文明的通才，他的学识贯通许多领域，创造了数十个人文与自然科学学科；此后，再也没有人能与他的成就比肩。牛顿是科学界的通才，高斯是数学界的通才；而数学界的最后一位通才，正是法国数学家庞加莱。

　　纵观我国百年出版史，称得上“通才”的人物有谁呢？我首先想到胡适。你可能说：“错了，胡适不是出版家。”是的，当年张元济、高梦旦面对新文化运动的风起云涌，曾经想请胡适来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胡先生也确实到所里晃了几天，后来感觉不适合，就缩回去继续做他的教授了。我是说：“如果他做下去，一定会成为一位出版界的通才。”原因有二：首先，后人早有评价，说胡适“几乎涉猎了人文科学的所有领域，可谓通才”。出版只是文化形态中的一个子系统，他若落足其中，“通才”的发挥就是自然的事情了。其次，胡适对于选题的认知能力也不得了。他在一则日记中写道：“下午到编译所，为他们拟一个《常识小丛书》的计划，并拟了二十五个题目。”（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张元济仅将《袁世凯》换为《布尔什维克》或曰《过激主义》，将《电话》换为《煤》，其他的选题都听从了胡适的意见。

　　胡适没做成出版家，却推荐了王云五。王先生的出版成就巨大，争议也不小。但称其为出版“通才”，大概没有人反对。

　　世事变迁。陈原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也是一位最看重通才教育的人。他称自己是一盒万金油，什么也沾一点，浅尝则止。听到这样轻飘飘的话，你千万不要上当，那是陈先生一贯的风格。沈昌文说，读陈原，千万慢慢地耐性读，不要放过书中的微言大义。好了，现在我们就清理一下陈原的“浅尝则止”吧。

　　一是读字典、编字典。陈原说，他自己患有“字典狂症”。抗战时期，他从垃圾堆中捡到一本英汉小词典，是上海一家“野鸡”出版社出版的。一看，错误百出，他一有空，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改。一九四九年前后，他又参与了《新华字典》的组织与编写工作。上世纪七十年代，姚文元为《现代汉语词典》的事，批判陈先生“黑线回潮”，什么也不让他做。他说：“好，心静有如一池死水。”于是又开始读字典。他从头到尾读完了一本旧《辞海》，一本旧《辞源》，一本第五版的《简明牛津词典》，做了四卷笔记。后来社会逐渐和谐了，商务印书馆辞书出版的丰功伟绩世人尽知，不再罗列。

　　二是读外文、译外文。有人说，陈原会“六门外语”，出国演讲、写作都不用翻译。陈先生说：“我一生中涉猎过多种语言，略知皮毛，说不上懂。”那么，他究竟懂多少种语言呢？不清楚，我只知道，他用英文写过论文《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随想》；他翻译过英、美、法、俄的小说；他翻译过电影文学脚本《列宁在一九一八》，话剧《俄罗斯的性格》；它从日文翻译过托尔斯泰《爱之所在即神之所在》；翻译过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的通信集《我的音乐生活》；翻译过罗曼·罗兰的《柏辽兹》和《贝多芬：伟大的创造性年代》；还有世界语，还有什么？去读他的“年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