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犹太人）……接受了他周围的世界，他加入了游戏，而且遵守所有那些礼仪，和其他人一起跳着那种可敬的舞蹈。而且，他不是任何人的奴隶；他是允许自由竞争的制度下的自由公民；所有社会荣誉和政府职位都向他开放。他可以带上荣誉骑士团的勋章，他可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律师或者内阁大臣。然而就在他达到法制社会的巅峰的时刻，另一种无形的、弥散性的、无所不在的社会片刻之间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而且将他拒之门外。即使是最伟大的成功也无法让他进入那自认为是“真正的”社会的时候，他对荣誉和未来之虚幻的感受会是怎样的强烈啊！作为一个内阁大臣，他将是一个犹太内阁大臣——既是尊贵的“阁下”同时又是贱民。 
　　犹太人肯定已经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感受到：布尔乔亚－资本家群体同工人阶级一样，在生活中会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处于一种被疏远的（alienatedness）、不真实的状态。尽管犹太人总体上比工人阶级有特权——这甚至是一种让犹太人无法逃脱其犹太性的特权。从另一方面来看，虽然说对争取到特权的“工人们”而言，要争取到更多的特许条件要遇到更多困难，可他们至少还可以让他们的下一代不再当工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联接点，在这一点上把犹太人挥之不去的社会疏离感与作为比较尺度的工人所体验的挥之不去的社会疏离感联系了起来。这不一定会让犹太人和工人团结起来，但至少可以引发一种与工人的客观利益相一致的彻底的社会批判。 
　　从霍克海默1937年发表论“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 的文章开始，“批判理论”就成了霍克海默圈子的理论家们用来描述自己的主要标签。这个标签下面掩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它更多地反映了霍克海默和其同仁的某种主张，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而不是其教条形式作为他们的原则——那种教条形式执着于从经济基础、从依赖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在于对被异化并产生着异化的社会条件进行一种特殊的批判。批判理论家们本人的理论来源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工人运动。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重复着青年马克思的经历。对艾里希·弗洛姆和赫伯特·马尔库塞来说，对青年马克思的发现决定性的坚定了他们的信心，使他们认为他们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出版 促使马尔库塞在弗莱堡成为海德格尔圈子的成员，因为在马尔库塞看来，人的本真存在问题在这里得到了正确的处理。正是在马尔库塞阅读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的时候，马克思才第一次对他而言具有了真正的重要性。在他眼中，青年马克思实现了正确的哲学，而且证明了资本主义不仅是经济和政治的危机，而且是威胁人的本质（human essence）的大灾难。因此，急需的不是政治的或经济的改革，而是总体革命。弗洛姆也是如此。在后来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个团体的早期，他是继霍克海默之后的最重要的理论天才。他在读了青年马克思之后确信，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关键在于对人类真正的本质进行反思。但对阿多诺来说，青年马克思并不具有关键性的影响作用。尽管如此，阿多诺还是在他讨论音乐的第一篇长文——发表于1932年《社会研究学刊》的 “音乐的社会地位” ――中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封死了所有的道路，人在左冲右突，希望冲出看不见的藩篱，所以说人类尚未达到其本真的存在。生命缺乏生机（Life is not alive）——这个青年卢卡奇的论题是青年批判理论家们的驱动之源。马克思主义能成为他们的灵感来源，首先在于它就是以这种经验为中心的。只有霍克海默的思考主要是从对强加于被剥削和被损害者之上的不公正的愤怒中汲取力量的。（这种情况在本雅明身上出现的比较晚，在马尔库塞身上则出现的更晚。）另外，对霍克海默来说，对以下事实的愤怒可能是最关键的：布尔乔亚－资本主义社会中，对最广大公众负责的理性行动及其可以预计的后果根本是不可能的，即使是特别具有特权的个人和作为整体的社会之间也是相互疏离的（alienated）。在一段时间之内，可以说霍克海默代表了这个圈子的社会的和理论的良知，他不断地敦促他们的共同任务是拿出一套研究社会整体和现时代的理论，这种理论的主题应该是人类本身——这里的人类是他们自己历史性生活形式的产物，而且是一直以来和他们自身相异化的生活形式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