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是霍克海默1930年代热情关注的问题。从1940年代开始，他逐渐对其可能性产生怀疑，但没有放弃这个根本目标。他和阿多诺的合作被认为最终产生了研究现时代的理论，尽管这一合作在“哲学断片”这个暂时形态之后就没有继续深入下去了。然而这种“理论”还是成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招牌。不管他们怎样不同，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在二战之后还都同样相信，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拜物教特性的批判传统中，理论必须是理性的，同时也必须给出正确的词语，来打破那种使一切事物——人类、对象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听命的咒语。这两种要求的结合激发起了持续的热情，从而使理论可能得以发展——即使是在日益非理性的社会环境下，理论陷于停滞，对理论可能性的怀疑不断增长的时候也是如此。在前面提到的那篇访谈中，哈贝马斯说：“当我第一次见到阿多诺，看到他是那样激动地突然开始谈商业拜物教，看到他是怎样将概念运用于文化现象和日常生活现象的时候，立即被震撼了。随后我想：试着去做吧，就仿佛（阿多诺以同样正统的方式在谈论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是同代人。”他初见赫伯特·马尔库塞的时候也是这种反应。这种理论无论是在战前还是战后都让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充满了某种特别的理论使命感：虽然被疑虑和悲观主义所包围，但它依旧激励，激发他们去通过知识和探索寻求救赎。这种期待既没有变成现实，但也没有被背叛——它延续着。除了他们——因为属于人们所称的“犹太人”团体，他们注定成为布尔乔亚社会的“局外人”——之外，还能有谁延续这种期待？ 
　　本书所探讨的法兰克福学派史前史及其历史长达半个世纪。这段历史经历的几个地点是：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日内瓦、纽约、洛杉矶、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贯穿历史的时代背景是：具有“黄昏特征的” 魏玛共和国及其向纳粹主义的过渡；美国的新政、战争时期和麦卡锡时代；反共背景下的重建；以及西德的抗议和改革时期。在其历史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各种制度形式有：独立的研究基金会，为社会急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资助；作为集体存在的研究所的残余形式，它曾向许多无公职的学者提供过保护；一所依靠国家基金的研究所，或者说和批判社会学和批判哲学的背景反差极大的一所研究所。就“理论”在这段历史过程中的演变和转化而言，那范围就太广了，而且这些演变不能按照时序来描述，因此要把“法兰克福学派”划分成几个阶段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们能采用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后来发生游离的各种趋势进行探讨：理论游离开了实践、哲学游离开了科学、理性批判游离开了对理性的拯救、理论性工作游离开了研究所的工作。本书的不同章节都对应这种游离的不同阶段。同时，如果从上下文来看批判理论，就能发现它的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所暗含的可能的危机。最后我们将论及批判理论的两极——即阿多诺的和霍克海默的思想方式——在年轻一代批判理论家那里所取得的成果卓著的延续和发展。 
　　长时间以来，只有马丁·杰伊的那本书大范围地对法兰克福学派史进行了探讨。但那本书写到研究所1950年返回法兰克福就打住了。杰伊的研究是开创性的，它不仅以已出版的材料为基础，而且也建立在和研究所以前的成员的讨论、洛文塔尔提供的大量信息，以及洛文塔尔收集的一部分研究所的信件、回忆录和研究计划书的基础之上。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不仅建立在杰伊的那本书的基础上，而且也建立在自杰伊以来陆续出版的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那些具有史料价值的著作基础之上（比如杜比勒、艾尔德、洛文塔尔、米格达尔和泽奈尔等人的著作 ），建立在法兰克福学派新出版的著作的基础之上（包括弗洛姆对第三帝国前夕工人阶级的研究[沃尔夫冈·邦斯编并作序]，本雅明的《选集》[鲁尔夫·梯德曼编辑，并进行了大量的注释]），也建立在霍克海默身后在其《选集》中新发表的作品的基础之上（这些作品自1985年以来陆续由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和冈兹林·施密德·诺艾尔编辑出版）。 另外本书还建立在讨论的基础上，这一讨论是在作者和社会研究所以前和现有的合作者之间，和它的当代研究者之间展开的。最重要的是，它建立在档案材料的基础上。特别要提到的是，霍克海默档案中保存的研究计划、备忘录，以及他与阿多诺、弗洛姆、格罗斯曼、科尔施海默尔、拉萨斯费尔德、洛文塔尔、马尔库塞、诺伊曼、波罗克之间的通信。以下材料也很重要：阿多诺和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之间的通信——它们和克拉考尔的其余未发表材料保存在内卡河畔的马尔巴赫的德意志文献档案馆中；阿多诺和学术资助委员会之间的通信——保存在牛津的鲍德雷安图书馆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法兰克福的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大学哲学系的私人档案；法兰克福城市档案馆收藏的关于社会研究所及其成员的档案材料；还有社会研究所图书馆保存的1950年代和1960年代研究所工作报告。 
　　最后顺便说一句：如果不是阿多诺突然谢世，我将在他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当时他已经同意了我的博士论文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