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论其他因素，仅研究所历史的外部环境的极端不平衡就决定了不要太严格地对待“法兰克福学派”这个称号才是明智的做法。还有其他的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首先，尽管霍克海默是个“超凡”人物，但他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关键性逐渐在减退，而且也越来越不适应一个“学派”的构成。其次，有个更能说明问题的事实：如果将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40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就会发现，根本就没有能将现在所说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全部要素都包括进去的某个统一范式或者范式转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这两个领军人物是在相同的领域内、从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出发去开展研究的。霍克海默作为发展着的、跨学科的社会理论的创造者登上舞台，最后却放弃担当管控世界（administered world） 批判者的角色——在这种被管控的世界中，自由资本主义作为已经失败的文明，它的历史的最后据点面临着消失的危险。而阿多诺正是作为永恒思想（immanent thought）的批判者和新的、被解放了的音乐的鼓吹者登上舞台的。对于他来说，有关已经失败的文明之历史的哲学已经成为多方位的非同一性（non-identity）理论的基础，更确切地说，也成了可以考察非同一性的各种思想形式的基础——这有点悖论色彩。阿多诺提出了一种微观逻辑学－弥赛亚思想，这使他同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在阿多诺的帮助下成了《社会研究学刊》的撰稿人，最后成为了研究所的成员）有了紧密的联系，也同希格弗里德·克拉奥尔和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有了联系。《启蒙辩证法》 虽说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二战最后几年共同写作的，但该书的理性批判并没有改变阿多诺的思考。但霍克海默却在他和阿多诺合作写作那本书之前的几年中就同社会精神分析学家艾里希·弗洛姆以及专精于法学和国家理论的理论家弗朗茨·诺伊曼（Franz Neumann）和奥托·科尔施海姆分道扬镳了，并因此实际上放弃了他试图建立跨学科的一般社会理论的计划。完成《启蒙辩证法》之后，合作者纷纷离他而去。但是，就像他凭着社会学家的能力回过头检视自由主义时代的独立实业家们一样，他也凭借哲学家的才智回过头开始考察那些讨论客观理性的伟大哲学家。霍克海默本人认为，在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中他的重要性因他早年文章所具有的激烈的马克思主义调子而不断提升，而且他还眼看着自己被人们与马尔库塞那进攻性日趋激烈的“大拒绝（Great Refusal）”绑在一起。与此同时，形成对照的是，阿多诺写出了他的两部微观逻辑学-弥赛亚思想的伟大作品——《否定的辩证法》和《美学理论》。 这两本书在那时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另一方面，瓦尔特·本雅明的马克思主义成分那时刚刚被发现，他开始成为唯物主义的艺术与媒体理论的关键人物。阿多诺谢世15年后，后结构主义最重要人物之一米歇尔·福柯说：“如果我能及时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话，我肯定会节省很多劳动。那样我就不会说一大堆废话了，也不会为了避免迷路而尝试那么多错误的途径——当时法兰克福学派已经把道路清理出来了。” 福柯把自己的计划描述为“对理性的理性批判”。阿多诺确实在1962年一次探讨哲学术语、描述哲学任务的讲座上使用过这个词。阿多诺说：“哲学应该动用某种理性上诉的能力来质询理性。”显而易见，所谓的“法兰克福学派”是不断变化着的，因而它的这个或那个论题总是同现时代相关，而且这些论题最后却证明是一些未完成的、急需深入推进的论题。
　　那么，是什么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团结在一起的——即使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团结仅仅是暂时的？他们所有人都有着某种共性吗？第一代法兰克福成员组成了一个整体，他们要么是犹太人，要么大都是迫于纳粹的压力而恢复信仰犹太教的人。无论来自于上层社会的家庭，还是像弗洛姆或洛文塔尔那样来自于不那么富有的家庭，他们中最幸运的人也免不了有过社会局外人的经验——他们甚至在1918－1933年的那段时期也无法幸免。他们最基本的共同经验是：再恭顺也无法使自己成为社会庇护下的一分子。正如萨特在《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Réflexions sur la Question Juive）（1946）中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