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联涛最后不太乐观地将希望押在全球性货币管理当局和金融监管机构上，但现实的政治摩擦，例如哥本哈根的结局已表明这种希望或是另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真正的关键是，各国只顾自己发展的经济政策带来的“公地悲剧”式结果，有没有可能用激励相容的制度性框架来协调，以允许短期的局部性小型危机为代价来控制住中长期的全球性大型危机。

　　增长之谜

　　这当然没有确定的答案和手段，实际上，中国传统中庸之道的务实姿态，越来越被研究现实政策的经济学家所接受。正如罗德里克在《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中表明的那样，各国在追寻富裕的道路上，需要首先自我诊断问题出在哪里，才好对症下药。而各国的情况和面临的具体约束条件大相径庭，因而也不存在一个各国普遍适用的经济政策处方。

　　地理因素、贸易条件和制度环境被罗德里克及研究增长的经济学家们当成重要的变量，但在《探索经济繁荣：对经济增长的描述性分析》一书中，罗德里克和合作者们发现，地理条件并不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一旦启动国际贸易，地理位置并不优越的国家也能获得很快的增长，历史上的西班牙和英国都是很好的例子。而与通常的观点不同，有时经济增长并不需要一系列的制度环境改变，这不是一个必要条件。

　　纵观过去五十年的世界经济史，就会发现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中国和印度并不完全符合“华盛顿共识”的标准药方，但却获得了令人称赞的经济增长，尤其是使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的中国奇迹。因此，有部分经济学家就提出，是不是存在一种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这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对“北京共识”的“共识”还未形成，又陷入对中国奇迹解释的纷争中。

　　当然，仅仅启动增长还远远不够，如何维持可持续增长才是更关键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并无统一的答案，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正是罗德里克所强调的。罗德里克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拥护者，不过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例如弗里德曼、施蒂格勒等）不同的是，他认为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不是负面的，政府有可能会做对事情促成增长。这种态度，相对来说是更为务实的，而经济政策显然需要这种务实的态度。

　　罗德里克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所具有的灵活性远比其政策领域的实践者想象的要大得多。特别是那些处于第一等级的基础经济学原理：产权保护、市场竞争、激励兼容和货币稳定等。不管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是基于上述基础原理而发展的，这也是罗德里克所谓的“相同的经济学”的含义所在。但在这些第一等级的原理下并非只有一个唯一的政策组合，根据各个国家的不同情况，将这些经济学原理进行打包组合时，改革者所拥有的政策空间其实是相当大的。成功的国家正是在政策空间里选择了合适的政策组合，从而迎来了经济增长。

　　中国盒子

　　那么中国盒子里到底有什么秘密，或者说中国做对了什么，从而获得了持续高速增长？向历史深处寻觅，或许能管窥答案的一斑。

　　正如罗德里克所指出的，在不具备被普遍认为是经济发展必需条件的制度环境下，中国找到了关键因素并且改变之，仍然推动和促进了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产权制度改革。最早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尽管是一种有限的改革，但极大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并且这种思路也被运用至国有企业改革上，同样促使国企生机焕发。

　　而“价格双轨制”更被认为是一种巨大的制度创新，在有限的空间内极大扩展了市场的边界。这种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一方面搞对了正确的激励方向，另一方面也在当时的政治约束下作出一定的妥协。正是这种妥协和务实，或许才是双轨制最成功的经验。其后中国改革不断在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政治约束中前行，教育改革对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从乡镇企业到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金融业的逐步开放，贸易融入全球化等等，都对中国的增长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不管是从投资、出口和消费的“三驾马车”的观点，还是从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的“古典增长模型”角度来看经济增长的拉动因素，市场化和产权私有化导向的改革都促进了各种要素的流动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对中国满怀热情的劳伦·勃兰特和托马斯·罗斯基在《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一书中，集合数十位中国经济研究的专业学者，用详实的数据论证了上述论断。

　　在《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中，只有巴若同（Barry Naughton）独辟蹊径，认为中国改革最成功之处在于执政党的“角色定位”，而整个中国的资源配置模式恰是在执政党干预下完成的。甚至市场化改革也是执政党用以维系政权的一个工具性和阶段性手段，但恰好顺应了底层的需求，使得双方形成了一种激励兼容的模式，从而使得中国经济有长足的发展。这一“从上而下”的视角，不同于“自下而上”的市场自发秩序的扩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