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批评“种子”说是熊先生批评唯识学的最重要关目；他的同乡后学冯文炳（废名）先生曾当面问他：“为什么反唯识呢？他的错处在哪里呢？”熊先生脱口而出：“他讲什么种子？”但熊先生对“种子”概念并非一概排斥、一概“裁断”为错。《通释》上卷“种子”条，引《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二“云何非析诸行别有实物名为种子，亦非余处？”遂评论道：“读《大论》至此，欣然豁目，如获至宝。”盖熊先生于此看出了法相宗初期“种子”一辞的含义，与经过后来唯识家改造的“种子”概念，“显然异其旨趣”。熊先生深致不满而肆其批评的，是后者；致于前者，却是引其为己身哲学“假说翕闢，施设万象”之同调的。通过这样的“通释”，读者不仅能知“名相”的“定义”，更能知名相含义的历史演变，及名相与理论整体的相互关联。读《通释》以了解唯识学，就有这样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