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醒目的自由行为偏差可能是“文革”时代的造反派行为。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学生袁素娥等人批斗校长卞仲耘，一群孩子没有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就将自己的校长关押，用带铁钉的木棍殴打，卞仲耘昏倒在厕所里，他们把冷水泼在校长的身上，并呵斥她装死。一些不了解“文革”，也不了解自由理念的人曾经认为，“文革”时代是中国人少有的自由时代。谬误就在这里，一方面，当时的学生们的确拥有“散漫的自由”、“一盘散沙的自由”，但同时，他们的所谓“自由”是以伤害他人为目标的，这样的自由背离了人的价值这一基本前提。

　　从这样的历史场景看来，对自由的理解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可能我们一直陷在某种自以为是的二元对立中。有人听见自由二字便火冒三丈，有人则高举自由的幌子在那里胡作非为。有人把神圣的自由权利看成是无耻的自私自利，有人则又借用自由的价值，将国家、法制置于脑后。我们似乎总是站在一个极端的地方讲自由，要自由，并以自由的名义振振有词地伤害他人的自由。所以罗兰夫人很生气地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罗素可能是比雷蒙·阿隆更人文化的自由主义大师之一，他在《什么是自由》中开篇就说：“自由的种类很多，有的世界上太少了，有的又太多了。但若说我们可以有太多的任何种类的自由，那么我们得接着补充一句：只有一种自由是我们所不期望的，那便是减少他人自由的自由。”仔细揣测罗素的话，他首先点破的是自由好坏善恶之别，不可以笼统地以为任何自由之名的东西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其次他将自由设定为对他人的权利的尊重。如此推论下去，马克思对古典贵族自由主义的否定，与后来哈耶克等人对马克思自由理念的忽视，“文革”时代学生对自由的滥用，都是已经或者试图“减少他人自由的自由”，是某种对他人权利的有限剥夺。

　　如此看来，生活在当下，我们一方面既要警惕那种以“集体自由”、“国家自由”、“阶级自由”为借口来剥夺个人自由的言论和行为，另一方面又必须警惕那种以“个人自由”来消解“社会自由”、“法制自由”的非理性陷阱。后者盛行之后，则必然出现群体性的盲动；前者盛行之时，独立思维能力稍微不够的人们，就极有可能把个人的自由权利悉数拱手相让，彻底丧失个人价值。

　　所以阿隆在书的结尾处，拿出了一个理性的结论：“我们珍视自由的意义本身，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走向灭亡，如果没有每个人都能自己作主和自主行事的环境，那么自由就是不可能的。”看来，雷蒙·阿隆把他的立足点定位在人的主体性之上，在托克维尔和马克思之后，再一次提醒我们，对人的价值的尊重，是一切自由的核心要素，无论是国家自由，还是个人自由，无论形式自由，还是现实自由，无论是古典自由，还是当下的自由，无论社会自由，还是精神自由，人的价值才是我们的第一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