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翻看完手上这本《复数的自由》，胸中恍然大悟，想不到原来竟可以这样编书。内容完全出自某报文章，包罗万象，杂乱无章，还有无头无尾的连载，并且间隔着众多其他文章排版印刷。

　　当然这都是由于在下我的孤陋寡闻，才会如此大跌眼镜。其实这样编辑刊行的书评早已经出版到了第十四辑，才刚巧让我撞上。出于固有的阅读习惯，拿起一本书，我总是顺着次序来读每一篇文章，虽然有时也先看看前言后记。即使想要跳跃，也是由我自己牢牢掌握着主动权。没有时间或是不能耐下性子细看，至少也是根据我个人的取舍来跳跃。不料这一回完全丧失了主动权，由着编辑任性或者说任意地把风马牛不相干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掷向我的眼帘。虽说书分三大块：访谈、书评、随笔，内容上的跳跃还是让我难以招架，一时喘不过气来。李欧梵刚刚谈完经典，张大春接着来谈武侠。有关《谈艺录》和麦卡锡主义的连载文章，也分别被断断续续地隔开来印刷，上下连载之间相隔有四五十页。难怪我要在这里先发一点小小的牢骚。

　　不过既然我向来信奉开卷有益，自然也不会白看这样一本书，多少长一点见识，甚至可以从名人的故事里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找到一些借口和挡箭牌。

　　例如从这本书里我才知道，龙应台1996年到上海，竟然不知道苏州河在上海，还以为在苏州。其实一般常识告诉我们，本城的河流街道一般是不会以本城的名字来命名的，上海可以有南京路，南京也有上海路，但上海恐怕不再会有上海路，南京也不会再有南京路。

　　同一篇文章里还提到，张爱玲的身前好友并为之收藏了《小团圆》手稿的宋淇先生，虽然对旧上海的流行歌曲如数家珍，却从未耳闻有过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可见政治地理的隔膜在历史上留下的荒诞。

　　除去一些名人的文章，如莫言、董桥、刘绍铭、黄裳、陆谷孙、汪丁丁、林行止、林达，我还留意到一位叫小宝的写手，其文字有些独特的俏皮，好像也已经很有些名气。由于是报刊书评的汇总，自然在内容上是中国书外国书都有，所以也更加让我看得眼花缭乱。但即使再老朽，我也还是看出了一丝端倪，有些话可能还是要说，不吐不快。

　　就拿这篇被用作书名的文章《复数的自由》来说，评的是法国学者雷蒙·阿隆的《论自由》一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出版），虽说阿隆已经逝世二十多年，评论者却分明急于要拿阿隆的学术理论套用在今日世界的乱象与经济危机身上。从剖析书名的原文着手，作者要我们注意，“自由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性的”。所以书名的原文意思是“论复数的自由”，或曰“论多重自由”。

　　一方面，这篇评论文章让我们窥见阿隆的一些基本理论，例如认为“自由应分为形式的自由和实际的自由”，并且谈及阿隆“是从托克维尔和马克思的分歧入手的”。另一方面，作者似乎又有些急于要理论联系实际，说“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与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分不开的”。并由此而总结说，在阿隆看来，既要避免出现“大多数人的民主暴政”，也要防止哈耶克倡导的企业家自由创新精神可能导致的“贫富分化”。

　　上述总结也许还不算太错，但接下来，对于这次的金融危机，作者就断然地说，“不过，美国的民主体制也要为此负部分责任”。于是我终于算是明白了作者如此强调复数的自由之用意。无非是要回到我们早先听惯的论调，也就是，批评西方的民主其实也不民主，西方的自由其实并不自由。或者说，民主自由也有多重形式，是复数的，不是只有一种形式。

　　但是我们在倾听这类言论的同时，还需要时刻保持一种清醒，那就是，必须要维护自由的单数存在的权利。没有个体自由生存的空间，一切关于复数的自由或者说自由的多重形式的讨论都是侈谈。何况阿隆本人的书里已经明确地提醒人们，“马克思所说的形式自由，即公民在政治舞台上选择其代表、直接或间接地选择最高权力拥有者的自由，在西方继续存在，但在苏维埃制度中已不复存在”。好在阿隆的书，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真正感兴趣去读这本书的人，自然不会被该篇书评所误导，我这里也许不过是杞人忧天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