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阿隆的《论自由》，几乎是一本小册子，可是却有着一种巨大的声音：自由已经成为不同社会的基本问题，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托克维尔，无论是美国的民主文明，还是东方高扬的社会主义旗幡，都要把自由认定为自己矢志追求的目标。
　　
　　更开阔的自由理念

　　阿隆的第一价值就在这里，他超越了托克维尔和马克思的二元对立，试图在更加开阔的层面思考自由。本书第一章讲述的即是后两者的“自由”。

　　托克维尔如此说道：“暴君本人也不否认自由是美好的，只是他想独占自由，他认为其他所有人都配不上享有自由。因此，人们对自由的看法并没有区别，分歧在于对人的尊重程度。”(《旧制度与大革命》前言)马克思说得更让人感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两个人在自由的意义上几乎是殊途同归。托克维尔出身古老的贵族家庭，马克思则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倡导者。但马克思的自由理念和自由主义的差距完全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大，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致力于使人自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托克维尔与马克思成了“共谋”，他们都在探求自由的条件，只是自由的条件在托克维尔看来是自由民主制度，而在马克思看来却是经济革命。托克维尔赞同法国大革命的原则，然而马克思认为法国大革命还不够彻底，法国大革命局限于“政治的解放”，而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进一步追求“人类的解放”。托克维尔呼唤重建政治，捍卫个人自由与政治自由，马克思则进一步呼唤经济革命、重建社会，使个人自由与政治自由成为现实的而非虚幻的自由；托克维尔力图实现某种程度的政治平等，马克思则进一步要求实现某种程度的经济平等；托克维尔想从政治上解放人，把人从人对人的暴政中解放出来，而马克思则进一步要求从经济上、从劳动中解放人，把人从物对人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如此，马克思的批判和诉求本身恰好印证了托克维尔的论断。

　　雷蒙·阿隆显然看到了这个有意思的现象，他从托克维尔和马克思入手重新阐释，试图在两种政治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在阿隆看来，社会主义的理论鼻祖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并没有否定人的自由发展，因此二十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哈耶克的部分观点便存在着值得商榷的余地。如此，作为哈耶克理论的范本，美国政治制度是否背弃了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真正理念，舆论的作用和权力的人格化在当下技术性的世界里，会怎样隐性消解人的自由，更是值得考量。

　　如此前瞻性的思考，足以说明阿隆视野的开阔。往前检索，阿隆的开阔性也是有根有据。如果说孟德斯鸠和阿克顿公爵等古典自由主义者主要是在自由与权力二元对立的结构中思考自由；约翰·密尔的《论自由》受托克维尔关于多数暴政思想的启发，不再从限制政府权力、防止政府的暴政的角度来论述自由，而侧重于从防止多数人的暴政的视角来捍卫自由；以塞亚·伯林深刻地揭示了“自由”这个概念的内涵，区分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概念，那么，阿隆的《论自由》则是在上述自由思想大家的前提上，开始思考人类自由的某些误区，并提出在现代社会，自由如何更加开阔，更加融合，也更加具体。
　　
　　中国传统的“文人自由”

　　近年来，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为中国缺少自由观念，并由此断定中国历史中的人很少享有自由。争论由此开始，有人在中国古籍里能够找到各种对自由的阐释。《大学》里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人生程序，也是很清楚的说明：中国人早就理解到社会结构的形成，是从个体建设逐步推进到群体的，所以余英时先生指出，“承认个体先于群体，实际上已经涵盖了社会自由的意义在内。”

　　只是，中国人有史以来的自由观念，与雷蒙·阿隆的《论自由》相去甚远。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在精神自由方面已经走得很远，但在社会自由方面却发展甚少，所以，有人把这种精神领域的中国式自由称为“散漫的自由”、“一盘散沙的自由”。这种自由既不是人民自己争取来的人权，也不是统治者赐予的特权，而是松弛的社会组织与不完善的统治技术所遗留下的精神空隙。还是余英时说得好：“尽管它随时随地都存在，然而也随时随地都有丧失的可能。为什么呢？最根本的原因是它没有经过制度化，未能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上。”
　　
　　如何建设自由

　　沿着雷蒙·阿隆的方法论，结合余英时先生的思路，我们能发现我们对自由的理解偏差在哪里？我们应该沿着怎样的路径来建设我们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