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初的上海，《上海魔术师》里的上海，叫做大上海。那是张爱玲和苏青的语词构筑的金风细雨楼，团团座座，或破败，或堂皇，总被雨打风吹去，无声无息。这座城市的生命力如此旺盛，鲁迅先生笔下的野草迅速生长起来，洗去旧日腐败气息，唱一出高风亮节的《红灯记》。

    但乱世中朴素的真情永不再现。时代进步得太快了，我们不断脱下旧雨衣抓起墙角的花边雨伞，不断寻找新的方式彼此取暖，每一种方式都被用到极致，然后过时。我们所追寻的到底是那一端的衷情，还是这个过程中有声有色的自我安慰，已经不能分辨。无数的概念被解构，被嘲笑，它们再无面目见世人，我们也就顺理成章地，忘掉它们，忘掉那些一度优美动人的事和人，字和词。我自幼生于北方，只是凭了一点对于文字尚未泯灭的敏感，才自“兰语”中读得“海话”的跳脱和灵犀。好似莎士比亚的戏文，毫不吝惜笔墨，满天花雨似洒将下来，地上的人们只觉沾衣欲湿，吹面却不寒。

    你看那两个少年人多么令人羡，乍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心意相通，携手并立，便这样走遍人世又有何难。她咬牙，他便疼痛。他不知去向，她变盲女；得知他回来的消息，一时三刻就能辨清眼前五光十色。觉得神奇么？这神迹实在不算得伟大，但摩西渡红海的故事，你又信几分？宁愿相信这世间真有这般的渺渺不可测，教人在万丈红尘里看见清澈的光，足以救赎一切。

    书中我最爱的两处之一，是兰胡儿顶碗那一场，落地收势，一摞青花瓷碗眼看跌落，加里斜刺里跳出来接住。两人手拉手谢幕回到后台，兰胡儿想问你怎知道我接不住那碗，抬头看见加里灿烂笑容，突然哭了出来。无数理由，但没有一条能说明她为什么要哭。加里仍是笑，拍她肩头说就好就好，她就觉得心里轻松了许多。“回旋着一种说不出口的快乐，像是生生接了一整把天上掉下最美妙的乾坤珠宝。”没有一句话能够更恰当地描述这一刻的美妙。这场景让我想起《半生缘》里曼桢见到刚从南京回来的世钧那个早晨，世钧对她说我有好些话要对你说，然后——“其实他等于已经说了。她也已经听见了。她脸上完全是静止的，但是他看得出来她是非常快乐。这世界上突然照耀着一种光，一切都可以看得特别清晰，确切。他有生以来从来没有像这样觉得心地清楚。”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我一直觉得这句话里有很深的慈悲。那些历经苦难的人们，他们宽容而善良，在艰难和沮丧里仍然保留着质朴的感情。苏姨轻咳一声，张天师就一言不发；他对孩子们苛刻，但不容许别人对他们有丁点侮辱；他舍身扒火车，成全他们的爱情。他要看到他们比他更好、更快乐，并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就要离开上海的所罗门王站在码头上，那痛痛快快的一场骂，是我另外一处我最爱的场景。他背井离乡，流落异国，受人欺辱，无法还击，只能在诀别里失常地发泄，这么心酸，又这么豪壮。在他的骂声里卖汤圆的小阿哥清脆地唱：吃了汤圆好团圆。好团圆，好团圆。他就要回家，他不再害怕，不再躲藏。

    半生缘不过只有半生而已，而加里和兰胡儿的一生在小说结束时才刚刚开始。魔术师的故事，谁又能猜到结局。他们一动，眼前花朵变作白鸽。离天三尺三，月低眉，马下鞍。太喜欢这句民谣，说不出的袅娜风致，却又自然坦白，带着骄傲的口吻。初初看完这本书的时候，心里是空洞的。其时是夜里三点钟，而第二天并非周末。从一点钟开始，每读完一章就对自己说，看完这一章就睡，而每次都在好奇和诱惑中翻开下一页，好似偷吃糖果的幼童。

    两个心意相通的少年人，带着所有人的宽恕和祝福，千奇百巧中逃出生天，即将开始新的生活，这是多么快意恩仇的事，多么令人欢喜的故事。而我整个人在深夜里由于这种好奇心和偷偷阅读的快乐，愈加神采飞扬，完全忘记了白天的困倦，自镜子里望进去，脸孔红彤彤。合上书对着封面出了好一会儿的神，想起博尔赫斯说，如真有天堂，该当是图书馆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