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刘心武 当代作家。以短篇小说《班主任》成名，该作被视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90年代之后，成为《红楼梦》的积极研究者，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就秦可卿等专题进行系列讲座，对民间红学的蓬勃起到推动作用。

     刘心武红楼梦研究新著《刘心武揭秘古本〈红楼梦〉》日前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将于本周六与周汝昌汇校本《红楼梦》在西单图书大厦联合首发。《刘心武揭秘古本〈红楼梦〉》分三部分：一是他阅读古本的心得，用说故事的方式给一般读者看；二是对周（汝昌）汇本的点评；三是后二十八回的回目。书中刘心武试图向普通读者澄清《红楼梦》阅读史上的一个重大误区———《红楼梦》并非曹雪芹和高鹗合著。曹雪芹实际上已经完成作品，将高鹗续书与前80回拼接本身就是《红楼梦》这本奇书的悲剧。刘心武认为，高鹗的读本并非曹雪芹的原意，而曹雪芹在世时已经写完了《红楼梦》，共108回，但后28回佚失，刘心武通过对古本《红楼梦》的阅读研究，把这些内容探佚了。纠正这一延续了200余年的“文学史上最大的误读”。刘心武采取了讲故事，甚至智力测验等活泼的方式，希望读者能在轻松的阅读中进入他的逻辑链并获知他的结论。他表示，现在还没有进入续书状态。之前的揭秘系列是研究，但续书是个人创作。

    余英时称赞《揭秘》“思入微茫，引人入胜”

    新京报：最近获得克鲁格人文奖的余英时教授说过，在对《红楼梦》的全部解读中，有国仇家恨的两种心结，其实这两种心结都是现代中国人未完成的命运，人们还会以各自的方式来解读《红楼梦》，因为每个人的命运以及折射的家国天下的命运也不同。你同意他的观点吗，听说他对你的研究比较肯定？

    刘心武：余英时先生读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一、二部以后，给我来了封信，他是这样写的：“先生近来为‘红学’最受欢迎的作家，以周汝昌先生考证为始点，运用文学家的高远想象力，从‘红学’、‘曹学’中开辟新园地，创造了前人所不知的‘秦学’。全书思入微茫，处处引人入胜，钦佩之至。”我与余先生素昧平生。

    2006年4月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讲《红楼梦》，回国前，老友振才建议我给余先生寄书，当时手头只剩演讲自用的两册，冒昧托梅先生寄去。

    回国后7月中意外收到余先生此信。我知道余先生在“红学”上造诣极高，但与周汝昌先生观点并不相同，没想到他能抽暇读我两册《揭秘》，并来信鼓励。我愿将余先生此信公开，意在与大家分享从人文大师谦虚风范、博大襟怀中获得的精神滋养。

    新京报：余英时对你的评价，你怎么看？

    刘心武：你看余英时先生，他是看了书再发言，他给我的定位非常准确：“以周汝昌先生考证为始点”，而余先生约三十年前有《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的论述，是不同意周先生的考证的，他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论点，但对我以他并不同意的考证为始点所发展出的“秦学”，仍予以容纳和鼓励；他肯定我的论述“思入微茫，处处引人入胜”，所谓“思入微茫”，其实就是点出我使用了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我的研究当然欢迎批评指正，但希望能在通读了我的论著后，点穴点到穴位上，而不要只判我犯“讨厌”罪，甚至企图通过非争鸣手段而将我禁制。

    “主流红学界不理解我的研究方法”

    新京报：主流红学界一直抨击你不讲学术规范，那么，你觉得主流红学界的研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遵守了学术规范呢？

    刘心武：你问得很好。余英时先生早在三十年前，就专门以红学研究著文论述过学术规范的形成与演变的规律，他把规范叫做“典范”。

    所谓主流红学界，他们当中一些人只会线性思维，比如他们认为红学的发展流程就是通过批判一种模式打倒一种模式而演变到他们那里：索隐派被考证派取代，考证派被文学批评派取代，文学批评派又发展为阶级斗争教科书的判断。他们一是不懂得事物的发展规律是螺旋形向上的，不是直线性的，而且螺旋向上也还可以是发散式的。

    他们似乎又不大知道世界文化研究的许多新学派新成果，不懂得借鉴。比如我的研究所运用的两种方法，一种是原型研究，这在西方是相当古典的，我借鉴了，他们不理解；另一种是文本细读，这在上世纪的西方是很流行的一种研究方法，我也借鉴了（我都不是照搬），他们似乎懵然无知，给我贴标签，就说我是“新索隐”，红学史上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索隐派是反对自传说的，他们的学术主旨是要证明《红楼梦》的主题是悼明之亡、揭清之失，我的讲座和书里有一丝一毫这样的解读吗？而且，我觉得他们也根本没有通读过我的书，听两耳朵，远远一望，就生气，就批判，就裁决，就想禁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