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艺名“杨华生”

    解放前曾经有个随机调查，在上海各大游乐场游客中，商人比例最高，工人第二。被调查的人中百分之八十是男性，已婚者占百分之六十五。游客文化素养不算高，消费层次也不太高，属于大众化的。当时，上海大世界确实是上海的象征。

    大世界共和厅是集中演滑稽戏的场子。当时的门票是小洋两角，到小烟纸店买香烟可以获得优待券，每张门票42枚铜板，当时的大饼油条是三个铜板一副。

    我的名字从杨宝康到杨华生，主要是与上海大世界里的文明戏有关。当年我喜欢唱戏，却拜不起师父，属于野路子。有了师父才算上了正道。可是拜个师父要请十桌酒，要押帖，我到啥地方去弄这么多钱。还有个规矩是学三年，帮三年，还要谢师，其间没有分文，还要写明学戏期间患疾遇灾一听天命，与师父无关。我不能接受这样的条件，只能自找门路。当时欧洲的话剧以文明戏的面孔进入上海剧场。大世界里的华光新剧社，也称白话新剧社。我的姐夫有个朋友，他晓得大世界的华光新剧社要招练习生，他介绍我去参加考试。但是只有面试，没有文化考试，硬碰硬靠技巧。主考官先听我讲，再听我唱。从唱小调到京戏里的生、旦、净、末、丑，当年我13岁，已经能露一手。考官先生见我有点艺术细胞，就让我当了华光剧社练习生。当时带班的先生说，宝康这个名字太陈旧，要新一些的，要有新潮流意识，于是从剧社名称中选字，这是最先进、最新颖的了，取艺名华生，加上一个“杨”便成了杨华生，双方都满意。

    进了白话新剧社，不仅破了拜师酒、帮三年、谢三年的规矩，还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学戏的大困难，这是文明戏剧团的文明所在。进了剧团才知道练习生是没有老师教的，也没有专业，没有基本训练，没有文化课，舞台就是课堂，每一个演员都是老师，学戏全靠自己躲在幕后看老演员演出，用心模仿。要是轮到当一次群众演员，那是最好的实习机会。我与师兄陈新生常常在一起对台词，陈新生唱主角，我做配角，样样戏都学着配，什么角色都能演，甚至男子越剧、常锡滩簧、宁波滩簧、绍兴大班、南方歌剧都想尝尝味道。南方歌剧是大世界里重要的剧种之一，小生、花旦唱得真好，观众很多很多，当时流行的有《叹五更》。

    大世界里从底楼到四楼，共有40多个场子，每天有几十台戏在轮流演出，文明戏、京戏、申曲、的笃班、绍兴大班、甬剧、扬州戏、独脚戏、评弹、杂技、北方戏剧、歌舞、电影，中国各地的剧种都被引进大世界演出。我算是开了眼界，要看的、想学的实在太多。为了节省时间，我要么带饭上班，或者让妹妹送饭，这样也可以让妹妹看看大世界的戏。

    我的兴趣依然在滑稽戏，好在大世界里滑稽戏很多。

    滑稽戏的台词、表演都是由演员自由发挥的，能唱的发挥唱的特长，有的将一些滑稽的段子或其中的片断，拼凑串联，敷衍成篇，整个戏经不起推敲，所以要求演员头脑活络，要具备强记的特殊本领。无师自通的滑稽爱好者更需具备强记与模仿能力。我生来特别爱唱，对话剧艺术兴趣不大，所以在大世界里偷闲学滑稽。我专门偷学王无能等人的戏文，模仿他们的表演技巧。可惜他们未能成为我的滑稽戏老师。

    心心相印师徒亲

    有对很好的拍档——江笑笑和鲍乐乐。江笑笑会说会唱，十分幽默，观众称他是笑的天才。鲍乐乐是浙江之江大学的学生，和夏衍是同学，不但能说会唱还会编剧本。我在大世界学戏，他们二人在大世界二楼华光新剧社场子演出。因为嗜好滑稽戏，所以我就去偷学滑稽戏。文明戏先演两小时，演完后再让滑稽戏上场，每场演出半个小时，可以演四场。他们演，我在旁边学。日复一日，我模仿了不少段子。同时与江笑笑、鲍乐乐结缘。见到了他们两个人，我想拜他们为师的心思越来越重，甚至辗转反侧睡不着觉。

    那时，鲍乐乐、江笑笑正在拍摄《乡下人到上海去》，人手不够需要人顶场子。因为我会唱《宁波空城计》，还会演唱江笑笑、鲍乐乐的拿手戏《水果笑话》，所以在他们人手尴尬的时候就想到了我，我呢也很自然地充当了他们的下手，在台上充数。不久，我就以小鲍乐乐的牌子上戏了。

    有一天我看见了鲍乐乐，便跪在他膝下，要拜鲍乐乐为师。他没有反对，笑着把我扶起来，点点头，大家心心相印，从此我有了老师。学文明戏是不需要拜师谢师的。他不收我的任何费用，表现出在文明戏影响下的滑稽演员的文明进步。由于自己的认真好学，不久，演出后老师给我伙食费，有一次还给了我6元钱。我用这6元钱买了一把二胡，自己学拉二胡。后来的演出中我都以小鲍乐乐的名字上台。戏越演越多，越演越成熟，甚至我也代鲍乐乐演出。老师给我的鼓励也越多，譬如他送衣料给我，让我做袍子。以后上台穿的演出服都是鲍先生支持的。于是我成了鲍乐乐的学生，师生之间关系一直很好。

    鲍乐乐临终前呼喊着我的名字，直到我气喘吁吁地赶到，他见上我这个弟子一面才闭上口眼，当然这是后话。

    （摘自《上海老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