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摄影术成熟后到电视普及前的这几十年，乃是战争摄影的黄金时代。在左翼力量持久的鼓噪下，尚未转变为“受众”的大众对“全世界受苦的人”会有强烈的共命感，而不管是西方大国在殖民地的暴行还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内乱，也都没有离开第一世界人的切身体会太远。战争摄影，乃至范围更广的政治摄影涵盖了冷战前后的各种画面：从攻克柏林到肯尼迪遇刺，从越南战争到柏林墙倒塌，凝固的图像给后人留下了持久的反思。但到了南斯拉夫科索沃战争的案例中，桑塔格发现摄影师的勇气和良知遭到了来自两个方向的严酷挑战，其一是后工业社会的大国政府：他们的新闻检查力度得到空前强化，以维护军队士气和国家利益为由阻止人民看到更多直接体现战争恐怖的画面；其二则是电视镜头的无孔不入，官方和非官方的电视台用无数“鲜活”的、第一时间的影像抢占大众的眼球，同时也把“他人的痛苦”转化为一种“观赏”的对象。
    即使是摄影本身，也因为快照技术的成熟和媒介传播的丰富而变得廉价了。一名伊拉克战地摄影师出生入死抢得的镜头，或许转眼就被互联网上不计其数的美军士兵自拍像所淹没——对已转变为“受众”的大众而言，两者同样都是“异国情调的展览”；选项越多，意味着相互之间可替换的机会越大，互联网上的点击（通常美之曰“轻轻一点”）可带来更甚于电视前的换台的自由的幻觉。
    每次打开马格南杰出的摄影师詹姆斯·奈奇维（桑塔格提到许多马格南图片社的成员，但没有提到他）的作品图集，我都会禁不住感叹90年代以来世界上人亲手酿造的血光之灾仍然如此之多：从窗口伸出枪管去打穆斯林邻居的克罗地亚人；喀布尔废墟中的阿富汗妇女；卢旺达的“丛林虐杀”……奈奇维的名言是：“如果我让人们震慑了，如果我能毁灭他们的日常生活，那么，我就完成了我的任务。”然而，一代一代的人在满怀好奇地观看这些图像的时候，有没有像桑塔格所说的，思考过“自己实际消化这些照片的能力”？会不会像围观车祸的人群那样，是在放纵对毛骨悚然的图景的本能兴趣？而当我关掉图集时，一转眼便看到电子邮箱里广告式的一行字：“含泪展示16张未被篡改的日本侵华照片，让日本人的罪恶昭示天下”——这又是桑塔格揭示的扭曲战争摄影的行径：它们被用来作为某个“结论”的证据，它们蕴含的个人记忆的震撼力因打上“集体记忆”的印记而溃散；当记忆“变得不是回想一个故事，而是回想一张照片”的时候，我们对痛苦的感知能力也就降到了最低。
    而这些被扭曲了涵义的东西又通过电视和网络扩散和传播；而我们还自以为因此记住了值得记住的东西。

三
    桑塔格对受众视觉素质的下降深感忧虑。“我们以感受的新鲜性和道德的关切性来对我们的经验作出反应的能力，正被粗俗和惊骇的影像的无情扩散所销蚀”，很多评论家都说，“战争的剧痛——拜电视所赐——已变成每晚的陈腐内容。”她的批评矛头直指现代性下的公民，他们“把暴力当成奇观”“精于既接近又不必冒险的状态，又懂得以犬儒主义来看待可能的真诚。”当然她也知道，这样范围广大的批判不能落入苛求的极端，正如我们不能要求站在商场大屏幕前的人们都面色凝重，甚或群情激愤；我们也得承认，“9.11”事件发生的当日，中国人有权、也有充分的理由在心里掠过一丝幸灾乐祸。
    关键在于，幸灾乐祸、麻木不仁不能成为常态，不能由此主宰了一个人的身心。一个被暴行影像折磨得寝食难安的人可能很值得同情，然而，这种不安理应由所有人——不管与暴行有无关系——自觉分担。这是普遍的道德义务，不是通过下达类似于“是中国人就来看”的指令来施加的义务。
    我经常想象，如果电视在我国的普及程度提早个十年，媒体会怎样报道那些历史事件，例如柏林墙的拆毁？倘若我们曾在电视里看到这样的画面：“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我是站在德国柏林市中心的查理边境检查站，我身后的这堵墙壁就是举世闻名的柏林墙。随着两德逐渐统一，德国人民已经开始热情洋溢地动手拆毁柏林墙，这里一带的拆毁工作也马上就要开始。现在，请大家跟随摄像机镜头，和我们一起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吧！”然后一个身着羽绒服的漂亮女记者闯进身后的德国人中，请他们对着话筒讲述自己的激动心情……倘然如此，我们今天谈到那个事件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事实是，受惠于媒体的发达，今后的历史都得以近乎娱乐化的方式来处理：萨达姆塑像倒塌像球赛那样被现场直播，有人在那一刻高呼：“倒了，倒了！邪恶的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他不是一个人倒下了……”；单枪匹马的沙漠探险，现在有电视台报社的大队人马护送，摄像机镜头前每天有声音在解说路况，甚至不忘点评每一只偶然飞起的鸟儿。我们的两眼接受到的“历史性时刻”不再需要由精心采制的片断来拼贴；摄影师细心挑选画面、炮制而成的富有现实批判性的艺术作品，其“视觉占有量”逐渐被摄像师全程性的“忠实记录”所抢夺，虽然两者可能冒着相同的生命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