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翻译确实容易给人一种印象，以为译者多为个体，独立行事。选择了翻译，仿佛就走上了一条“行人寥落的小径”，难免产生孤独的感觉。
　　莫言获诺奖前，葛浩文采取的是“连译带改”的翻译策略。对于还不太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西方读者，照谢天振先生的理解，“连译带改”是一种聪明的做法。
　　在遇到一流的选题，遇到合作的作者、称职的编辑，乃至有参与的读者的同时，译者若还能遇上合理的体制和有远见的管理者，当会更加切身地感到译道不孤，迈步走在翻译的大道上，更加意气风发。
　　五·一小长假里，在中国作家网上看到，2日到3日，首届中国当代文学翻译高峰论坛召开，三十余名海内外作家、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齐聚沈阳，围绕中国文学如何更好地走出去的议题进行交流，并形成了诸多共识，其中之一是，文学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它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文化背景有高度的关联，不仅仅是翻译家的纯个人劳动，而是一项系统工程。这样的认识很重要，因为长期以来，翻译确实容易给人一种印象，以为译者多为个体，独立行事。以前做翻译是一叠稿纸，一支笔，外加案头或书架上一本本参考书；　现在用电脑了，网上也能很方便地查找到各种资料，但无论如何，翻译看起来仍然像译者一个人的事，选择了翻译，仿佛就走上了一条“行人寥落的小径”，难免产生孤独的感觉。
　　其实，细想一下，如今译者哪里是在孤军作战啊？我四月份刚刚校好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日记第二卷《心为身役》。桑塔格这卷日记原作五百二十三页，签订翻译合同时，管舒宁女士问我需要多长时间，我估摸了一下说给我一年半时间吧。按这个约定，我2013年底交稿。我一年译出初稿，放了一段时间后，开始做校对，年底基本完成。责编发来短信问译稿进展情况，在得知尚未定稿时说那先过好春节吧。春节期间，我在修订译稿时，不禁想起我在翻译这卷日记的过程中得到的从原编者到责编，再到国内多家报刊杂志编辑给予我的关注和帮助，更是想到桑塔格的中国读者对《心为身役》的期待，当然，还怀有让译稿“出阁”前的种种不舍又如释重负的复杂心情……唯一没有感到的是孤独。
　　我感觉，一个译者不孤独，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当是遇上一位尊重译者的作者。关于译者与作者的关系，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去年10月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办的“中国文学走出去：挑战与机遇”学术研讨会上，说到莫言对译者的尊重。葛浩文说他作为译者非常幸运，他与多位中国当代作家合作过，和他们打交道很愉快。莫言对他说：“我不懂英文，作品你拿去翻吧。译作是你的作品。”莫言获诺奖前，葛浩文采取的是“连译带改”的翻译策略。对于还不太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西方读者，照谢天振先生的理解，“连译带改”是一种聪明的做法。事实证明，这一策略对于莫言走向世界文坛并为之认可，功莫大焉。而原作者的这种合作精神所体现出的是一种雅量，一种智慧，值得发扬。
　　近十年来，我自己主攻桑塔格作品的翻译，在内地和台湾地区出版了她的小说、论著、日记，以及关于她的传记、回忆录等作品的中译，今年还将出版她的谈话录。读过桑塔格著作的人，想必都知道她是块“难啃的硬骨头”。记得2009年，我在《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出版后接受的一次采访中说过，桑塔格太复杂，“她的身份多栖，她的性格多面，她的世界多彩，她的命运多舛。”桑塔格一生横跨欧美亚大陆，驰骋文史哲天地，对什么艺术样式都痴迷。对于这样一位作家，你要她好懂好译，那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在翻译桑塔格的过程中，我不可避免地遇到过各种各样的疑惑和问题（包括她本人的出错）。好在非常幸运，我得到过桑塔格本人的热情帮助。她不仅鼓励我，而且回答我提出的大大小小的问题，有时候甚至在登机前还在回答，跟我说能回答多少就先回答多少。不仅如此，她还为拙译《恩主》专门写来中文版序，阐明她的创作意图，解析她的写作风格，为中国读者了解她的这部长篇小说处女作提供了清晰的导读。
　　桑塔格2004年底去世后，我联系上她儿子大卫·里夫，并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和他母亲一样，大卫也酷爱旅行，但他总是在第一时间为我的翻译答疑解惑，尤其让我感动的是，应我之邀，他特地为《火山情人》撰写了亲切而权威的中文版序。我译桑塔格，感到的不是孤单，更不是孤独，而是满足和欣慰。桑塔格曾当面希望我多译她的著作，我做到了；　同时我也感到，我和桑塔格，和她儿子之间有一种作者与译者之间的缘分。要知道，并非每个译者都能得到原作者的信任的，对译者“不放心”的作者不在少数，昆德拉即其一。当初，昆德拉的作品引进中国时，他要求译者翻译时参考他指定的本子，而且不允许写什么“译序”一类文字，生怕译者干扰了读者自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