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19日，美国总统小布什向恐怖主义者宣战的那天，我在一家家电商场门口，看见有十来号人兴致盎然地挤在大屏幕电视的前面。那日街上的氛围就跟往日有些不同，就像总统竞选要广借电视销售场所之力（“街头政治”的一部分）一样，布什的宣战姿态更要通过全世界的电视屏幕示于世人眼前。只见那些与战争八竿子打不着的中国人兴奋地守在屏幕面前，当一声战争令下，他们竟然喜气洋洋地手舞足蹈起来。
    这些跟战争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既不是赴难者的仇家，恐怕也不会是“9.11”事件的当事人或同情者。但他们为这样一个新闻事件自觉地雀跃不已，他们也许是感到，往后的一个月或几个月甚至一年两年的时间里，茶余饭后多了一桩有价值的谈资，报纸上多了一些可以增长见识的专版。当萨达姆雕像被拉倒的镜头和照片在世界各地的媒体上反复出现的时候，一般民众，不管是不是赞成美军攻打伊拉克，无意识中都觉得这样一幅画面是某种类似日环蚀之类的“奇观”的东西，生而得享如此时刻，是一种幸运。
    我们很容易对看客的麻木提出批评：面对即将到来轰炸、空袭、逃难、饥饿和血腥暴力，一个无关的旁观者如何有权欢笑？但为看客开脱更容易：都是工薪劳碌命，偷得浮生半日闲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何必让自己的神经过于紧张。事实上，电视本来就不是适合对人的道德良心发起冲击的媒体，坐在屏幕前手持遥控器的人，他/她思想上就根本不会做好接受冲击的准备，今天电视、网络和游戏三点一线间生长的一代人，对此已习惯至无从觉察。

一
    苏珊·桑塔格，美国杰出的左翼文化批评家、小说家，在她的《关于他人的痛苦》一书中对摄影艺术倾注了极大的赞赏和同情，同时，她也默认式地把电视排除出了影像“艺术”的范围。在她看来，“战争新闻如今在全世界传播，并不意味着观众思考远方人们的苦难的能力也显著提高了……如果新闻媒体把更多时间用于播放战争和其他丑恶事件造成的人类痛苦和细节，就会有更多的观众转台。”换言之，电视赋予人的自由客观上戕害了战争影像固有的良心拷问力量，运动中的影像让人目不暇接，视觉失去可凝聚的中心，“转台”从而成为最自然、最下意识的对策。
    桑塔格的文化批评以清醒冷峻著称，但在介绍罗伯特·卡帕时也用了这样的语句：“卡帕是他那一代具有政治参与感、其焦点集中在战争和受害者身上的摄影师当中最著名的人物”，我感到这话颇为动情。时下正值西班牙内战爆发70周年，前不久我也恰巧回顾到那张让他名垂青史的《士兵之死》，以及一名女子带着狗匆匆躲避空袭（《空袭》）、一对母女走在街头不安地抬头观望（《仰望天空》）等那场战争中的经典场景。卡帕的战争摄影所体现的摄影师的道德意识，的确是“战地摄影之父”罗杰·芬顿所不具备的——后者的作品以端正的摆拍为主，只有那张没有人物的场景照《死影之谷》，是桑塔格所谓的“超越善意纪录范围”，而非奉军方之命记录军人的日常形象的作品。
    一条长长的石路伸向远方，路边零星地散着一些没有爆炸的炮弹——两年前我看过芬顿的克里米亚战争系列作品，记录军营生活的点点滴滴。桑塔格指出了他的“官方”背景：官方担心战事拖延会导致民心浮动，希望能够利用他的图像来挽回局面，于是才有了这些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战地摄影。在这些作品中，《死影之谷》何以具有独一无二的震撼力？芬顿的人物作品大多像球场上的全家福一样（这一工作今天伊拉克战场的美军士兵已有能力独立完成），而《死影之路》却让人看见了“战争”本身（而非仅看见交战的一方或另一方）；让人揣想在这死寂之前，这条大路上发生的事情……这是一张“没有死人的死亡照”。尽管桑塔格后来提到，这张照片和很多较早时期的战争摄影一样很可能是经过刻意安排的，从而严重影响摄影的道德权威，但即便如此，我们仍会激赏芬顿的“安排”：19世纪西方的民族国家都得吮战争之乳长大，谁会有暇叨念“古来征战几人回”呢。

二
    早在1870年，比利时历史画家安托瓦内·威尔茨就给刚发明不久的摄影术确定了的任务：“对绘画进行哲学启蒙”。瓦尔特·本雅明指出，这种“启蒙”应该从政治意义上来理解，“威尔茨可以说是第一个主张（不如说其实是预见）用摄影蒙太奇来进行政治鼓动的人。”绘画是需要耐心的艺术，可以凝固过去的某一点，但无法满足当下人们对即时更新的信息的需要。于是摄影应运而生。尽管真正的摄影艺术也需要耐心（早期更多受制于器械，例如罗杰·芬顿笨拙的三脚架，后来则是“瞬间艺术”的内在要求，例如布列松抓拍一名路人跳过水塘的一瞬间），但是，从20世纪开始，正是那林林总总看起来是万分之一秒内捕捉到的镜头，真正让人对“他人的痛苦”有了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