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文化交流 15年资助出书600部

4月中旬，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如约见到了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科技合作处文化专员满碧滟女士。法国女人的优雅名不虚传，满碧滟给我留下了堪称惊艳的印象：一身精致的黑色西服套装、一条挂在胸前的绿松石与珍珠错落搭配的项链，体现了她敏锐的时尚嗅觉；明快的短发和超大的男式腕表，又在暗示她坚韧独立的一面。她向我详细介绍了在中法文化交流特别是法文图书在中国翻译出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傅雷计划”。 15年资助出书600部 1991年，“傅雷计划”由法国外交部和法国驻华使馆联合创立，宗旨是通过资助译者、出版社、书店和图书馆的方式促进法国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据满碧滟介绍，以各种形式的出资赞助，来促进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是法国外交部长期以来都在努力的事业。就图书出版而言，法外交部已在74个国家设立了相关的资助出版计划。比如在俄罗斯设立有“普希金计划”、西班牙有“塞万提斯计划”、印度有“泰戈尔计划”等，而在中国，资助出版计划创立之初就以中国著名法文翻译家傅雷先生的名字命名了。据初步统计，15年间，“傅雷计划”约资助出版了600本著作，内容包括社科人文类、文学类、艺术类、少儿类、工具书等，获得资助的出版社有60多家。15年间，“傅雷计划”也不断调整自身，加强和完善资助力度。2000年“傅雷计划”扩充了对华资助资金，以便进一步支持当代法国图书特别是学术著述在中国的翻译出版。2004年创建了“傅雷数据库”网站（www.fulei.org），上面详细登载了翻译出版法国作家作品的中国出版商的信息和法文译者的信息，以及19世纪以来被翻译成中文的法文作品和正在翻译的法文作品，还有中国的法国文学新闻及向出版和翻译提供资助的信息。2005年，因为“中法文化年”的举办，全年受资助出版的图书为115本，创历史最高。也是在这一年，北京被确定为“地区翻译中心”，除集中法国图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情况外，还将承担培养中国新一代法文翻译者的任务。法国文化中心也在2005年开设，这个占地600多平方米的多媒体图书馆，可以让中国民众更加方便地了解法国的语言、电影、图书、大学等资讯，同时这里也成了法国出版界与中国出版界交流的场所。而在今年，除了继续资助图书出版之外，“傅雷计划”另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挖掘和培训青年翻译人才。《世界文学》主编、法国文学翻译家余中先表示：“法国人以爱母语著称，同时一贯不惜代价保护和传播自己的文化。‘傅雷计划’用资助的方式顺理成章为文化传播开辟道路，这很值得我们中国人借鉴。” 专门资助“冷”销书 1899年《巴黎茶花女遗事》作为第一本法文中译著作在中国面世，随后法国图书在中国的出版日益蓬勃，译介范围包括文学、社科、经济等多方面，尤其是在文学方面，从古代到20世纪上半期，那些在法国文学史上影响重大的名家名作在中国都有全面的反映，而其他一些作家的知名作品在中国也都有译本。根据“傅雷数据库”的统计，从19世纪末至今，被翻译成中文的法文图书大约3864种。满碧滟介绍说：“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是法国图书被引进到中国出版的繁盛期。由于中国在1992年之前未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组织，译介外国图书无须支付版税等费用，加之当时中国民众对于各类图书都存在较大需求，因此不少出版社积极参与到法国图书的译介出版中。” 1992年，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组织后，“昂贵的法国书版权，让大多数中国出版社望而却步了”，满碧滟说，从1992年到1998年，法国图书的版权引进工作在中国几乎中断，法国图书在中国出版陷入低潮。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傅雷计划”浮出水面，由此法国图书在中国的出版开始复苏。满碧滟介绍说，从1992年2000年期间，“傅雷计划”资助的重点在版权方面：中法双方版权洽谈成功后，经申请可由法国外交部支付版权费。近年来中国的出版社发展很快，已经有能力承担版权费用，因此从2000年以后“傅雷计划”的资助重点有所转移，从资助版权费过渡到资助出版和宣传活动上。 “傅雷计划”对资助图书的选择是相当挑剔的。首先是绝对不资助19世纪以前的著作，余中先说：“这是法国方面在市场调研后所做出的决定。”因为经典著作在中国已经有多个版本，而且推广甚好，资助只能是一种浪费。另外，畅销书也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可以说，‘傅雷计划’所关注的是那些能反映当代法国思想的、优秀的‘冷’销书——即使在法国国内出版后，发行量恐怕也就是三四千而已。”余中先说。除了内容上的挑剔，在技术也要求严格。首先翻译质量一定要保证，“我们会先评价作品质量，再考虑能否给资助，”满碧滟说。此外凡是那些没有获得法国原出版商或作者授权的中译本图书，都没有资格参与“傅雷计划”。 “傅雷计划”用于每本图书的资助费用，大约在15000到20000元人民币左右。除2005年资助115本书外，“傅雷计划”在2001年到2004年间，每年分别资助出版了46、58、45、50本图书。

4月中旬，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如约见到了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科技合作处文化专员满碧滟女士。法国女人的优雅名不虚传，满碧滟给我留下了堪称惊艳的印象：一身精致的黑色西服套装、一条挂在胸前的绿松石与珍珠错落搭配的项链，体现了她敏锐的时尚嗅觉；明快的短发和超大的男式腕表，又在暗示她坚韧独立的一面。

她向我详细介绍了在中法文化交流特别是法文图书在中国翻译出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傅雷计划”。

15年资助出书600部 1991年，“傅雷计划”由法国外交部和法国驻华使馆联合创立，宗旨是通过资助译者、出版社、书店和图书馆的方式促进法国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据满碧滟介绍，以各种形式的出资赞助，来促进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是法国外交部长期以来都在努力的事业。就图书出版而言，法外交部已在74个国家设立了相关的资助出版计划。比如在俄罗斯设立有“普希金计划”、西班牙有“塞万提斯计划”、印度有“泰戈尔计划”等，而在中国，资助出版计划创立之初就以中国著名法文翻译家傅雷先生的名字命名了。

据初步统计，15年间，“傅雷计划”约资助出版了600本著作，内容包括社科人文类、文学类、艺术类、少儿类、工具书等，获得资助的出版社有60多家。15年间，“傅雷计划”也不断调整自身，加强和完善资助力度。2000年“傅雷计划”扩充了对华资助资金，以便进一步支持当代法国图书特别是学术著述在中国的翻译出版。2004年创建了“傅雷数据库”网站（www.fulei.org），上面详细登载了翻译出版法国作家作品的中国出版商的信息和法文译者的信息，以及19世纪以来被翻译成中文的法文作品和正在翻译的法文作品，还有中国的法国文学新闻及向出版和翻译提供资助的信息。2005年，因为“中法文化年”的举办，全年受资助出版的图书为115本，创历史最高。也是在这一年，北京被确定为“地区翻译中心”，除集中法国图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情况外，还将承担培养中国新一代法文翻译者的任务。法国文化中心也在2005年开设，这个占地600多平方米的多媒体图书馆，可以让中国民众更加方便地了解法国的语言、电影、图书、大学等资讯，同时这里也成了法国出版界与中国出版界交流的场所。而在今年，除了继续资助图书出版之外，“傅雷计划”另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挖掘和培训青年翻译人才。

《世界文学》主编、法国文学翻译家余中先表示：“法国人以爱母语著称，同时一贯不惜代价保护和传播自己的文化。‘傅雷计划’用资助的方式顺理成章为文化传播开辟道路，这很值得我们中国人借鉴。”

专门资助“冷”销书 1899年《巴黎茶花女遗事》作为第一本法文中译著作在中国面世，随后法国图书在中国的出版日益蓬勃，译介范围包括文学、社科、经济等多方面，尤其是在文学方面，从古代到20世纪上半期，那些在法国文学史上影响重大的名家名作在中国都有全面的反映，而其他一些作家的知名作品在中国也都有译本。根据“傅雷数据库”的统计，从19世纪末至今，被翻译成中文的法文图书大约3864种。

满碧滟介绍说：“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是法国图书被引进到中国出版的繁盛期。由于中国在1992年之前未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组织，译介外国图书无须支付版税等费用，加之当时中国民众对于各类图书都存在较大需求，因此不少出版社积极参与到法国图书的译介出版中。”

1992年，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组织后，“昂贵的法国书版权，让大多数中国出版社望而却步了”，满碧滟说，从1992年到1998年，法国图书的版权引进工作在中国几乎中断，法国图书在中国出版陷入低潮。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傅雷计划”浮出水面，由此法国图书在中国的出版开始复苏。

满碧滟介绍说，从1992年2000年期间，“傅雷计划”资助的重点在版权方面：中法双方版权洽谈成功后，经申请可由法国外交部支付版权费。近年来中国的出版社发展很快，已经有能力承担版权费用，因此从2000年以后“傅雷计划”的资助重点有所转移，从资助版权费过渡到资助出版和宣传活动上。

“傅雷计划”对资助图书的选择是相当挑剔的。首先是绝对不资助19世纪以前的著作，余中先说：“这是法国方面在市场调研后所做出的决定。”因为经典著作在中国已经有多个版本，而且推广甚好，资助只能是一种浪费。另外，畅销书也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可以说，‘傅雷计划’所关注的是那些能反映当代法国思想的、优秀的‘冷’销书——即使在法国国内出版后，发行量恐怕也就是三四千而已。”余中先说。

除了内容上的挑剔，在技术也要求严格。首先翻译质量一定要保证，“我们会先评价作品质量，再考虑能否给资助，”满碧滟说。此外凡是那些没有获得法国原出版商或作者授权的中译本图书，都没有资格参与“傅雷计划”。

“傅雷计划”用于每本图书的资助费用，大约在15000到20000元人民币左右。除2005年资助115本书外，“傅雷计划”在2001年到2004年间，每年分别资助出版了46、58、45、50本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