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哲学家弗里德利希在给《历史哲学》英译本写的序中指出，《历史哲学》是黑格尔哲学的核心和中心，是一部有着最深刻影响的著作。黑格尔始终将思想与历史视为同一个过程，他自己的哲学就是历史的产物，必须历史地理解。离开历史的语境，黑格尔哲学及其意义就无法得到真正的理解。
    德国哲学家勒维特说过，黑格尔的整个体系基本上是用历史术语思考出来的，在他之前没有别的哲学这么做。在黑格尔之前，还没有一个哲学家像黑格尔那样，试图全面把握历史的性质。正是黑格尔，第一个提出了“世界历史”的概念。但黑格尔并不是要写历史，而是要写历史的哲学。尽管他甚至被人指责为“历史实证主义”，但他决不是要实证地描述具体的历史进程，而是要提供一个全面理解人类历史的构架。
    但黑格尔从未以此为借口，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随心所欲地编织一个历史哲学，或以体系的教条来曲解和重新组织历史事实。实际上，正像甘斯在为《历史哲学》第一版所写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这本书的主要优点之一，就是它虽然非常富于思辨的活力，但是还适当地注意于‘经验的事物’和‘现象的事物’；它既排除了主观的'推理'，但又不勉强把一切历史纪录装在一个公式的模型里；既在逻辑的发展上和历史叙述显然散漫而无秩序的路线上把握着和表现着那个'观念'，但又不让这种步骤侵犯历史的叙述。因此，那所谓先天的方法――这在事实上就是不用历史的事实而‘著作’历史――是和本书所表现的方法完全不同的。本书著者无意以神祇自居去创造历史，而只是从一个凡人从事探讨那已经创造出来的‘历史’、那孕有理性而且富于观念的‘历史’。”
    黑格尔对近代流行的“抽象”思维方式一直持批判的态度，甚至认为法国大革命就是这种“抽象性”的产物。他始终坚持真理是具体的，尽量让事实本身来说话，从不把理念强加给事实。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事实陈述方面最易为人诟病的也许是他关于东方文明的描述了。 其实，黑格尔在准备《历史哲学》的这部分内容时，还是看了有关的材料，一国接一国地研究了它们的发展，只是阅读和消化都不够充分，他那个时代西方对东方的了解总体上说也还很不够。再加上当时西方对东方文化的普遍偏见，黑格尔也不能免俗。用一位西方学者的话说，黑格尔的“不幸就在于他所阅读的那些偏狭作家们缺乏理解力。他们所感受和体验的是跟他们自己的西方基督教文明不同的东西，而黑格尔由于自己的基督教倾向，也就不难采用他们的看法进行解释”。这样，黑格尔在阐述东方文化时的种种错误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得出黑格尔不顾事实，任意曲解的结论。问题在于黑格尔看到的“事实”本身有问题，而根据有问题的事实得出有问题的结论是任何人都可能犯的错误。但这与故意不顾事实和曲解事实不是一回事。
    黑格尔是辩证思想的大师，他和他的思想本身都应该受到辩证的对待。用形而上学的知性方式对待黑格尔，除了愚蠢地表示自己比黑格尔高明之外，是从他那里丝毫学不到有益的东西的。黑格尔是个体系哲学家，但与其他体系哲学家不同的是，他的体系是一个异质性的体系，而不是一个同质性的体系。也就是说，他的体系本身是一个辩证的结构，充满着内在的张力。每一种观点只有与它对立的观点结合在一起考虑，才能真正被把握。每一个观点本身也包含着自身异化和否定的因素。《历史哲学》这部著作本身也不例外。
    例如，黑格尔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和规律，历史在他看来是有意义、有内在联系的事件的系列与过程；但它决不是一个可以从简单的公式中推导出来的过程。虽然历史深处的确隐含着它自身的规律或逻辑，但这种规律或逻辑恰恰是通过历史的偶然性其作用的。因此，黑格尔并不比任何一个别的历史哲学家或历史思想家更轻视偶然性在历史中的作用。但是，重视偶然性并不是将历史描述为一幅众声喧哗，杂乱无章的画面，而是要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的内在原因与过程。这不仅不能以牺牲偶然性来达到，而且必须通过理解偶然性来达到。
    在某些自称是黑格尔的传人那里，历史是一个有规律、分阶段的进步（进化）过程，是一线单向的同质过程。但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一个充满内在断裂的异质性过程。法国著名的黑格尔专家敦德说：“在他之前，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爱好地关注过连续的历史阶段中断裂现象的重要性，也没有人像他那样爱好地关注过它们之间的差别和每一时期作为一个环节或阶段的自我封闭问题。”承认历史的断裂，使黑格尔避免了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偏见，而能承认其他民族和民族文化的不同；承认现代和古代之间不是一线单传，而是存在着规范形态的不同。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实是不同的世界，尽管它们都是精神的不同表达。黑格尔从未简单地将历史进程公式化。在这方面，《历史哲学》与后来那些意识形态的历史哲学有着明显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