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的命运是奇特的。在世时，他的名声如日中天；一旦去世，马上变成一条“死狗”，被人不断诋毁和攻击；却一次又一次地像神话中的不死鸟那样从误解或诬蔑中重生。蚍蜉撼树，终无济于事，黑格尔的历史地位，正日趋稳定，今天，已很少有人敢否认他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了。
     然而，即使在今天，理解黑格尔仍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黑格尔是一个典型的体系哲学家，但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忽略这个重要的事实，很少有人对他的体系感兴趣。在区分黑格尔哲学中的“死东西”和“活东西”的堂皇理由下，人们对《精神现象学》或《法哲学》津津乐道，对他的《逻辑学》和其他著作则兴趣不大，而对《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就不敢恭维了。它们被认为是典型的老式形而上学的作品，是已被“科学”充分证明了的玄学错误，是黑格尔哲学中最薄弱，也是最没有价值的部分。正是在这里，暴露了黑格尔的独断、无知和不顾“事实”。
     然而，与《自然哲学》不同的是，《历史哲学》也许是黑格尔著作中被人读得最多的一部；而前者很可能是最无人读的黑格尔的著作。《历史哲学》之所以被广泛阅读，是因为它相对容易读，而“理性的狡狯”、“世界历史人物”、“理性的历史历程”之类的思想也早已在人们中耳熟能详，为不同的人所引用。尽管如此，在今天，即使这些思想也往往成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毫无价值的证据。经过近代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彻底洗礼的人，觉得对待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根本就无须思考，只要“事实”就够了。人们觉得，在“事实”面前，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荒诞不经不证自明。
     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是精神在时间中自身发展的过程。精神是人类共有的单一精神，表现为人用他们的语言、心灵、文化所创造的一切。历史是精神自我发展的历程，也是世界走向自我意识的过程。历史的目标就是精神的充分发展和充分的自我意识。这个充分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自由意识，它是宇宙发展的顶点。自由不是任意妄为，而是按照理性的标准行动。因此，历史就是我们的理性潜能逐渐实现为自由的过程，历史是一个理性自由的故事。
     在实证主义者看来，《历史哲学》的这个主导思想就根本无法在历史中得到证实。历史充满了偶然和非理性的因素，说它是精神自身的发展纯属无稽之谈。然而，黑格尔并非不知道历史的横暴和非理性。他从不幻想历史是一个光明美好的过程。但他认为历史外在的非理性不能否定它内在的理性目标。相反，历史中的非理性对于实现宇宙理性的最终目标是必要的。世界精神就是狡猾地利用了“世界历史个人”的非理性动机实现它的理性目标。一切历史的偶然性最终都可以在理性的必然性中得到解释。
     然而，这种形而上学的目的论的解释是致命地笼统的。精神如何支配“世界历史个人”，使他们像他们所做的那样行动？如何来证明历史的目标是合理的（理性的），加入历史的目标还未完全呈现？而如果历史的目标已经呈现，凭什么说它是合理的？答案只能是个人行动的结果证明是合理的。但我们正是凭借假定的合理的理性目的才能判断哪些结果是合理的。这里显然有一个循环论证的问题。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就像一切形而上学目的论一样，无法避免这种循环论证。
     但问题还不纯粹是理论的。在谈论历史的时候，人们很难不联系自己的历史经验，即使黑格尔自己也不免如此。在经历了上个世纪种种极其悲惨的历史事件后，人们很难相信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历史观，正如愈来愈少的人相信神正论一样。人们更难相信人类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和牺牲都是实现自由的必要，也是不可避免的代价。我们的文明在微观层面上越来越理性化，而在宏观上看，几近荒诞和疯狂的地步，这使得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历史观更不可信。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有明显的末世论的色彩，精神自我发展的目标一旦达到之后，历史就圆满了；此后，经验的历史还会继续，但精神的可能性则已穷尽。尽管不久前还有人用这种末世学来解释最近的历史，同时也用最近的历史来证实这种学说，但对于多数人来说，这种末世学仍然十分可疑，因为人们难以相信它能消化原则上是无穷的历史的变数和不确定性，这就使它不能不分有基督教末世学的命运（它本来就是它的一个变种）。
    尽管如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并不因此失去它永久的价值，正如人们对他的种种批评不能动摇他在历史上的不朽地位一样。一部毫无错误的著作（如果有的话）很可能是一部毫无价值的著作；而一部有着明显错误的著作，未必不能是一部值得反复阅读的经典。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就是这样一部经典。当然，预先带着某种公式或成见去读经典，得到的只能是这公式或成见给予的东西，而不是经典所蕴含的无穷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