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已经27年了，应该已经越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可以使我们对于中国“三农”问题有更好的理解与把握。 

    那些封面设计十分醒目、封底或封面荐书广告特别夸张、书的标题特别与众不同的引进版“老板书”，已经勾不起中国读者多少兴趣。 

    未来中国经济学著作将越来越小众化，而值得大众媒体关注的经济学著作也将越来越成为稀罕物。 

    过去的一年对于中国经济学界来说是十分尴尬的一年。先是顾雏军的落马让挺顾的经济学家们失语；对医疗、教育等分领域改革的反思再次将参与策划并推动这些分领域改革的经济学家置于难堪的境地；到了年中，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的老经济学家刘国光突然对主流经济学教学与科研发难，杀伤力不可小视；所以，年末来自香港的著名社会学家丁学良对内地经济学家的抨击几乎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尽管种种责难与批评未必有道理，但无疑预示着中国“后经济学家时代”终于到来了。与此相对应，当我回顾本年度能留下些印象的国内学者写的经济学著作时，总体感觉是乏善可陈。偶有几本也至多算是“经济学家时代的余响”。 

    北京大学一套对话书(《制度经济学三人谈》(汪丁丁、姚洋、韦森)，《论经济学方法——与林毅夫对话》《论经济发展战略——与林毅夫对话》(2005年4月版)，读来算是富有启迪。因为是对话体，套用一本刊物的广告语，书中所谈及的严肃的经济学问题也就变得“活泼中有沉着，凝重中含机趣，平易中见警策”。当然，说到经济学通俗化，不能不说到梁小民先生的执着。正如我在去年年终点评中所预言的，大众经济学普及性读物将因供过于求而成“昨日黄花”，今年这类书籍果然已经很少有卖点。但梁小民先生仍然不屈不挠地作着经济学普及工作，并且他写的东西从来都拥有较稳定的市场。在年初，他推出了《读经济学书》《话经济学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反响不错。不久后他再推《寓言中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版)，《小民经济观察》(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年4月版)，在经济学通俗性读物日渐萧条的当下显得“遗世独立”。

    考虑到后经济学家时代到来之后的经济学著作将越来越面向业内人士并且越来越呈现专业与学术化，对此读者必须在心理上有所准备，因此，我推荐本年度两本专业性较强的著作。法律的经济学曾是经济学跑马圈地最成功的领域，而波斯纳又被公认为此领域的权威，但《波斯纳与法律经济分析》(林立著，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5月版)公然对经济学帝国主义提出挑战。这是因为，经济学家眼中的法学，竟然仍是“财富与效率”的婢女，但林立则指出，法的精神应该是公正，法律的经济学应该回归完整合理的人性。谢平、陆磊合著的《中国金融腐败的经济学分析》收录的是一组符合现代经济学规范并且研究方式非常雅致的论文，但因其讨论的问题普通读者也非常关注，而且有作者自己从事这个行业的切身体验隐含其中，所以值得花些力气去读。 

    改革开放已经27年了，应该已经越过了当年“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在这个时候，对改革的回顾与思考显得弥足珍贵。读一读杜润生先生所著的《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可以使我们对于中国“三农”问题的“前世今生”有更好的理解与把握。而且因为作者直接参与了诸多重大决策，此书应该算是研究新中国农村经济史不可多得的鲜活的材料。近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学者对于所谓“中国经验”兴趣日增。其中，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出版了《北京共识》一书，它探讨了中国改革如何区别于前苏联与东欧改革，中国道路如何区别于拉美化道路，以及中国经验对世界其他后发国家的适用性等问题。由国内学者黄平与崔之元主编的《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8月版)一书，收录了“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以及包括斯蒂格利茨、罗德里克、胡鞍钢、俞可平等中外学者围绕这两个“共识”展开的各种讨论，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