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国：新政治经济学公开会”讨论收入差距等问题 汪丁丁、陆铭、周濂、冯克利等学者从各自学科领域展开探讨

    当今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但在“理解中国”公开会上，学者们把目光聚焦在了“收入差距”这个最为严峻的问题上，分析其产生原因及可能的解决之道。
  
    按照世界银行的预测，以购买力来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在今年成为世界第一。这个结论是否可靠并不重要，但不可否认，中国经济在过去一二十年中持续飞速发展，但与此同时，收入分配不均、权力不受制衡、社会幸福感下滑等诸多问题也似乎与之伴生。

    如何理解这个看似不协调、不平衡的中国？在未来，中国如何做才更好？这是前天长宁图书馆举行的“理解中国：新政治经济学公开会”讨论的问题。

    “理解中国”由世纪出版集团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共同主办，包括汪丁丁、陆铭、周濂、冯克利等学者在内的《新政治经济学评论》辑刊的9位编委，以公开讨论的方式，从各个学科领域出发探讨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及其解决之道。

    尽管中国面临的问题很多，但最后9位学者的讨论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如何看待中国日益恶化的收入差距问题。

    身份带来的收入差距

    “理解中国：新政治经济学公开会”的讨论，从活动主持人周濂提到的畅销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开始，这部在美国引起争议的经济学著作关注的是西方社会日益增长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于是，2个小时的“理解中国”讨论，集中在了如何理解中国的财富和收入差距问题上。

    汪丁丁教授首先对周濂提到的收入差距问题进行了回应，他对目前用来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持保留态度，希望有更客观的衡量指标。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上下限是0.5多到0.61，“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

    据汪丁丁教授介绍，拉美的基尼系数，差不多低于中国2000年以来的数据，大概在0.38到0.4。中国收入差距急剧增加大约开始于1998年，基尼系数在0.5以上，已经持续大约10年。

    “有一个问题，中国能承受多高的收入差距？在这其中，文化因素起多大作用？这都缺乏调查研究。” 汪丁丁接着说，“和极高基尼系数相关的是，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多大部分是不应该得到的，也就是不公平；多大部分是应该得到的，即有企业家创新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个社会能容忍什么样的收入不平等。

    交通大学陆铭教授的回应是，没有收入差距的社会，就意味你个人能力得不到承认和激励。可问题是，什么样的收入差距是合理的？什么样的差距是不合理的？

    “如果你具有某种社会身份，而这个社会身份限制了你去获得其他人可以得到的收入，那么这种收入差距显然带有某种不公正性。”在这种思路的指引下，陆铭教授的研究从具体的社会情况去区分收入差距。

    陆铭教授的研究用一种微观数据测量了中国城市中的这种收入差距，也就是户籍制度带来的收入差距。他研究了两种收入差距：一种收入差距是这个城市所有人在一起的收入差距，就是这种差距跟你是谁没有关系；另外一个收入差距是区分一个城市里的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收入差距。

    “我们的研究发现，前一种收入差距对我们个人生活的满意度、快乐感、幸福感起正向作用；但后者，跟你是谁有关系的收入差距就让你不高兴。” 陆铭介绍说。

    那么在后一种收入差距中，个人幸福感跟他属于哪种身份是否有关呢？陆铭教授的研究发现，大家会认为如果你属于强势的组，比如户籍制度下城市户口组，你应该感到高兴，“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当你处于优势的组的时候，一方面这个制度对你有好处，但是由于不公正所带来的社会不满意，可能会产生其他后果，大家都怨声载道，可能产生社会冲突和矛盾，这些冲突和矛盾也会对优势群体的人产生负面影响。”

    陆铭教授介绍，根据他们的研究，整个中国收入差距这些年确有缩小，地区差异是在缩小的，“中国同时存在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和造成收入差距缩小的因素，但是从老百姓的生活体验来讲，造成那些生活收入差距缩小的因素离普通人比较远，所以他们只体会到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

    更应警惕社会身份固化

    在谈到身份带来的收入差距和不平等时，现场观众和在场学者都举了“我爸是李刚”和“姚明打球成富翁”的例子。社会为何无法容忍“我爸是李刚”这样的不平等，却对“姚明”持包容态度？

    陆铭教授看来，“李刚”和“姚明”的问题至少有三个不同，“第一个，姚明的父亲作为一个父代的资源是不可竞争的，但是李刚这个位置是可以竞争的，没有一个契约说李刚这个位置必须给李刚而不能给张刚王刚。第二个区别，姚明身上带有的基因是能力，但是‘李刚’，在没有一个竞争机制的情况下，我们没法保证有能力的人获得这个权力。第三个区别，在姚明这个例子里面，当他先天获得了一个基因以后，他毕竟是凭自己的基因和努力去获得他的高收入，但是在李刚这个例子里面，李刚的儿子凭借的是他父亲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