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导致的收入差距会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但在陆铭教授看来，更忧心的是这种身份的固化，也就是社会流动性的减弱甚至停滞带来的收入差距。

    “社会流动程度越高，收入差距越能为人容忍。”陆铭说，“中国跟其他国家比较而言，社会流动性算是挺高的，平民也可以当总理，但这种流动性在下降。穷人变富人的机会越来越小了。这是要我们警醒的，就是要去除阻碍穷人变富人的制度。”

    周濂用一句话总结了陆铭教授的担忧：“现在中国社会，屌丝逆袭可能是南柯一梦。年轻人觉得没有希望，对社会稳定性会有影响。”

    劳动收入比重下降

    与陆铭教授关注中国社会流动性下降问题不同，浙江大学黄先海教授关注的是中国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下降问题。

    “在中国，整个国民收入中，政府收入和资本收入占比上升，劳动收入在下降。1995年以来，这一趋势一直在加剧，这也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按照经济学理论，国家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国际贸易收入越高，劳动收入是会上升的。但实际的情况是，中国劳动者收入占比在下降。

    中国为何背离这种经济规律？黄先海教授的回答是，在中国，要素投入结构中现在出现的现象是，资本替代劳动。

    “资本替代劳动的机制是什么？我们从技术进步的类型发现，中国的技术进步都是出现劳动集约型的技术进步，通过资本投入，通过技术进步，越来越多的是少用劳动力，多用机器，再通俗的一句话，中国目前出现一个现象叫做机器换人，用机器替代劳动者，劳动者的地位被机器所威胁。”黄先海解释说。

    黄先海教授认为，过度的资本投入，反而侵蚀了劳动力本身的利益，而且这种技术选择本身还有后面的制度背景，“我们也观察到，中小企业没有用资本替代劳动，一些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大量所谓的技术进步在替代劳动力，这个背后有一个制度，为什么中小企业会顺应你的要素的现实状况，而国有的大企业不断通过资本深化，用资本替代劳动力？”

    垄断导致收入不平等

    浙江大学曹正汉教授的回应是，因为在中国，相对于中小企业，国有大企业能获得廉价的资本，“国有企业可以拿到很便宜的银行贷款，而民营企业拿到资金的成本要高很多，所以这是一个价格扭曲的资本市场。国有企业对便宜资金的反应，是它会大量丢资本来替代劳动，更新设备。”

    曹正汉教授说，中国往往把收入差距理解为市场改革。“这是误导。我的看法，是垄断导致了这种现象。”

    曹正汉教授举了多个社会现象来介绍这种垄断：体制内收入一般高于体制外；国有企业的收入、福利高于私营企业，这是市场和其他资源要素的垄断；城乡收入差距是身份的垄断，农民工可以在城市打工却不能享受城市福利；资本与劳动收入差距，资本份额增加，劳动下降，这也跟政治垄断有关。

    曹正汉认为，这是因为市场化改革不到位，“这是重要的方面”。

    破解收入不平等的冲突

    曹正汉教授认为，只有市场改革也不能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但北京大学张静教授认为，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可以看到，随着经济改革，中国人的自由程度，比如迁徙，改变工作单位、住所的自由增加了，“但我们发现，大多数中国人能忍受相当大的收入差异，但有一种是不能接受的，就是因不平等的体制给予的权力而获得收入。”

    “我们的结论是，中国人的公正观，对收入差距的接受度，和其他国家的人没有太大的差别。” 张静指出，这种无法忍受的收入差异和不公正，可能会引起社会冲突。张静教授引用英国解决这个问题的经验，“用代表制平衡各方利益稀释社会冲突”，“第二个是社会权利的释放，让人民享受受教育权和社会福利的权利。社会和政治的改革保护了英国。今天，中国也走到了这个关头。”

    浙江大学叶航教授用神经元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人类为何厌恶不平等，也就是“不公平厌恶”来自于人类进化过程。“人类对不公平不舒服，这是人类几百万年演化的结果，人类早期是合作的才能生存，一点点不公平，对群体是致命的，人类繁衍是群体合作。这在大脑神经中积累了天生的不公平厌恶。尽管环境变化了，几百万年演化过程中刻下的烙印是很难除去的。”

    虽然对不公平的厌恶是人的本能，但与此同时，在清华大学景跃进教授看来，即便中国进行制度改革，“也不要以为公平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