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更要注意这个男人，关键问题是这个男人。如果亚平不是这样一个男人，而是一个有边界意识、知道家庭的意念是什么，或者他在婆婆的面前做一些工作。譬如，他坚定地跟他妈妈说，她做的一切都是我喜欢的，如丽鹃喜欢上海菜，我也喜欢上海菜才留在上海的话。婆婆就不会对上海的方式那么愤怒。问题就在这个亚平，他同样可以跟丽鹃讲，我喜欢吃猪肉炖粉条，那么丽鹃也不会那么愤怒，因为他不会把自己喜欢的强加给他的太太。其实这个婆婆挺好的，丽鹃也是很好的女人，但是想想谁在操控她们，谁在决定她们的命运，那不是这个亚平是谁？
    实际上你想想，亚平奋斗读书读到上海，争取留在大上海，他绝不是一个弱的人，一定是个非常好强、竞争的男人。但是他采用了一种什么样的技术，就是让权，装着很屈服，对丽鹃，例如帮她洗脚啊，做了一些其实男人不想做的事情。一个有尊严的男人一般不会做到另一种程度，叫“卖小”，千方百计地顺从来得到丽鹃。你想想这样一个男人对媳妇能够永远这样忍让吗？不可能的。如果你们遇到这样一个男人，没有尊严，全方位地去讨好你，跪下来去做什么事情，那么这个男人有一天就会让你跪下来服侍他。这就是这个男人没有一个叫平衡、公平的、人性里面的尊严。这样的男人你嫁给他就是灾难。亚平实际上就是这种男人。实际上发生暴力的人，不要以为他需要什么理由，不要以为是丽鹃和婆婆的冲突导致男人的暴力。不，不，这个暴力深植在他的内心。他过去的潜藏，或者压抑下，就是为了与上海人结婚而留在上海，但是他被逼到一个极点的时候，他的拳头就出来了。
    我为什么说六六对男性不太了解，因为她不知道男性是为了一种霸道、唯我独尊、想把女人都控制在身边。实际上就是亚平需要这个妈妈，没有别的。仔细想一想，如果亚平根本不需要妈妈，那么她不可能留在上海那么久，不会因为妈妈说想留在儿子身边，儿子不同意，是不可能留下来的。我觉得，如果用精神分析的眼光来看，是这个男人需要两个女人来由他。
    我作为一个心理学家，这样来看，是因为我注意更本质的东西，一个是文化带来的冲突，一个就是他这个男人，天性里面我认为不是很好的东西。而像这个悲剧，如果没有婆婆来，我也觉得丽鹃有一天还是会被打死。因为在婚前，他让权让得太多，丽鹃差不多可以操纵他。但是一个男人，随着他的地位越来越增高，他的年龄越来越大，越来越像个上海人，他还甘愿这样做吗？丽鹃可能有一天还是会被打死，除非她变过来跪在这个男人面前帮他洗脚。如果她不这样做，她就不会有好结果。当然，这是我根据这部小说，根据亚平的状态来分析的。分析当然是个假的，是我自己的东西，因为我是个心理学家，更注重人本性里面、深藏的未暴露出来的部分。

    吴小英（女性主义研究专家）：
    我看到这个小说，觉得很有生活气息，很有纪实性，看完以后感觉很生活化，确实很多人可以对号入座。它的特别之处也在于，在过去我们都宣传旧社会的恶婆婆，后来改革开放以后，作品就开始宣传恶媳妇，现在我们终于到了一个环境，就是我们可以比较客观的来评判，作者力图从三个人--都是用第三人称--从旁观的、比较客观的角度描绘这样一个现实话题。这是我觉得作品突出之处。
    借用一句马克思的话，它撕去了家庭表面温情脉脉的面纱。李（子勋）老师刚才从文化、心理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制度的层面去说。至少可以从三个角度。
    一个就是冲突，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就是两代人的消费观的冲突。婆婆看媳妇三百块钱买的面霜，她就昏过去了，再也不去逛街了。而这对年轻的白领来说是非常正常的。用李老师的话，这是有个边界的，你要尊重对方的消费习惯，但她们没有建立这个。而消费文化是在市场经济，特别是全球化时代，整个带来的冲击，这是无法避免的。所以现在从经济和文化层面来说，年轻人已经毫无疑问成为了主角。如果不太明智的老人，不在这点上划清界线的话，这个矛盾是无法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