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尽可以戏弄历史，历史也不免无情地戏弄小说家。杜楠特对15世纪末佛罗伦萨生活场景和政治动乱的描写既有浓彩重墨的渲染，又颇多细致入微的写实刻画，很难说有什么严重出格之处。她的反历史倾向在于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和思想的现代化处理，在于她对基督教制度和信仰玩世不恭的讥讽。在这方面她是被一些传统的史学观念误导了，或许她是在有意识地展示自己对这些观念的喜爱和偏好。作为小说家，她有她的自由。

    故事情节的主干是简洁清楚的。主人公亚历山德拉·塞奇是富有呢绒商的女儿，自幼酷爱绘画，与来自法国的年青家庭画师相恋，但是面对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所造成的动荡时局，她的父母匆忙地将15岁的她嫁给48岁的贵族柯里斯托佛罗·朗吉拉，后者其实是她哥哥托马索的同性恋情人。动乱之中，多明我修会的传道士萨伏那罗拉控制了佛罗伦萨的政局，以攻击上流社会的骄奢淫逸吸引民众的支持，对同性恋这一教会历来给予谴责的风习施加格外严厉的镇压。结果是，亚历山德拉的丈夫诈死，和她的哥哥一起流亡远地，她自己则带着和画家所生的女儿进入修道院。若干年后，亚历山德拉和画家再度幽会，并将情人所画的银蛇刺在自己的胸部和腹部，并在写完自传——也就是这部小说——以后假冒身患肿瘤，实际上服毒自杀。

    小说的有些背景知识可以略做梳理。15世纪末，整个意大利的政治格局因为法国军队的入侵陷入一片混乱。查理八世率军进入意大利的堂皇理由是支持米兰对抗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的威胁。而控制佛罗伦萨的皮耶罗·美第奇为了城市的安全也软弱地交出了法军进军路线上设防的城堡，美第奇家族的统治因此被反叛的市民们推翻，但是后者自己也不得不向查理求和。萨伏那罗拉此时乘机建立了神权统治。杜楠特小说没有仔细交代的历史背景还包括佛罗伦萨其实已经开始衰败的经济和频繁发生的瘟疫。

    所以可以说，当时的佛罗伦萨，既非是亚历山德拉眼中美第奇家族刻意经营的“新雅典”，亦非是她丈夫看来萨伏那罗拉正以激进手段建设的“新耶路撒冷”，而是一座深受瘟疫、经济衰败、内乱外患困扰的危城。在这样的氛围中，杜楠特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化闪光耀眼之特征：像亚历山德拉及其家人那种对艺术的热衷和投资并不是一种盛世的休闲，而是对文化的挚爱，其内在的冲动实际上是继承自中世纪的虔诚信仰。他们所关注的主要是以教堂壁画为载体的宗教艺术，但是小说对主要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几乎完全是世俗的。杜楠特理解文艺复兴的范式基本上是19世纪布克哈特等学者的陈旧观念，强调的是这场文化运动与中世纪的断裂、与现代人的连续。

    同性恋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究竟是如何普遍的问题现在很难知道了，但是从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等城市的立法来看是上流社会纨绔子弟的恶习之一。当时的情况是，普通市民和穷人在日益突出的贫富分化的压迫下将同性恋看成是富人与权贵堕落和腐朽的象征。这种心态为萨伏那罗拉利用，镇压同性恋成为他在政治上动员大众的重要纲领之一。

    杜楠特在书中对同性恋者的描写带有同情和理解的色彩。亚历山德拉的丈夫抛弃她的原因被描写为出自对受重伤的托马索的关爱。对富商、贵族和教皇以金钱大力赞助的绘画和雕塑，底层民众也普遍抱有嫉妒和仇视情绪。这些造型艺术当中的古典内容尤其是萨伏那罗拉攻讦的对象，所以桑德罗·波提切利的名画《维纳斯的诞生》当时也面临被焚毁的威胁。小说的标题即由此画而来。

    另一方面，亚历山德拉身上体现出来的个人主义精神是否意味着个人幸福呢？对此我们不妨给出一个让读者能够自己思考的模糊回答。在故事的结尾，她曾经这样借助但丁《神曲》对地狱的描写为自己的自杀选择辩解：“自杀者的森林紧挨着那片焚烧鸡奸者的平地。有时他们冲进来，扑灭那些将他们浑身烧伤的火焰，一如但丁说过的，他们偶尔也有余暇稍做休息，跟其他遭到惩罚的灵魂交换对文学和艺术的看法，也谈及那些让我们身陷囹圄的罪行。我会喜欢这样。”这是一个幸福者的选择吗？不过，我们由此也可以窥见，在基督教罪恶感的压迫下，西方人有着沉重的道德内省，他们还不是麻木的。

    杜楠特并不追求精确地再现文艺复兴的历史本来面貌。她所选择的，是将艺术的繁荣和艺术家的才情与畸形恋情相钩连，是对同性恋给予热切的描写，而不是着力赞美和谐的婚姻和家庭；她选择描写修道院的戒律松懈，而不是歌颂修道者的美德。这样的选择，不正是满足了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通常是灰暗的好奇心吗？或者说，她的笔墨给现代人沉湎于红尘、往往因为向往罪恶而瘙痒的心灵抓了一把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