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鲁迅晚年的杂文创作一样，巴金晚年选择写《随想录》也是充满争议的，鲁迅晚年杂文正是《随想录》的思想渊源和血脉渊源。这在《怀念鲁迅念生》和《鹰的歌》里说得很清楚。他说过：“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梭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随想录》是中国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过程中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述，事实上也只有巴金才能够担当这样的重任，这是巴金学习鲁迅的最后一次重大实践。在“文革”劫后余生的经历下，许多受尽摧残的老知识分子带着累累伤痕进入历史的新时期，他们的荣誉恢复了，生活安定了，写作也自由了，但在精神上依然含着血的教训和恐惧。他们中间有的选择沉默，把自己锁闭在痛苦与怨恨中不能自拔；有的害怕重投罗网，万事急于紧跟表态；有的思想僵化，唯有延续旧的思维模式固步自封；也有的年老体衰，虽有想法但限于世故，不再满腔热忱地关注社会的进步和民主，也不愿意将社会发展的脉搏与自己生命的跳动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对社会历史的发展都有自己的理解，但不再愿意把心里话公布于众，生命与时代相脱离了。然而巴金老人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开始了《随想录》的写作，当时他还有许多写作的计划，包括以他夫人萧珊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但后来因为生病，逐一都放弃了，惟剩下五卷《随想录》，他整整花了八年的时间一字一字地写完。这部随想录预先并没有完整周密的计划，而是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一步步深入，不断回应社会上的各种思潮，尤其是文学领域的各种争论。我们一般把《随想录》仅仅理解为巴金对“文革”的反思和自我的忏悔，这未必不在无意中缩小了《随想录》所蕴含的时代意义。在我看来，反思“文革”只是整部《随想录》的一个方面，而且这也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一个重要话题；《随想录》所关注的目标是80年代整个思想解放运动在文艺领域深入推进的过程，《随想录》是参与其全过程的一部重要文献，巴金当时对社会的发展是有信心的，理想主义依然是《随想录》的主调。从1978年底以来，思想解放运动在文艺界引起的一系列重要论争在这部书里都得到了回应和阐述。只要回忆一下二十年前，从1978年底到1986年间，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所发生的各种事件，我们就不难想像这部著作在当时所引起的巨大反响的原因。 

    然而我还要想强调一点，《随想录》是一部文学性的著作而不是单纯的思想文献。这与鲁迅的后期杂文一样，是文学性的思想评论和社会批判。鲁迅曾经说他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而且鲁迅在创作这一“全体”的社会典型时，往往运用了涵盖量很大的艺术概括手法。认识到这一点，对理解《随想录》非常有好处。巴金的人生道路上一再出现这样的现象：每当面对重大的社会事件或者家庭事件在他的感情上掀起巨澜的时候，他总是诉诸文学想像来表达自己的内心痛苦。《灭亡》的创作是一次；《家》的创作也是一次，而《随想录》又是一次。所不同的是，《随想录》用的是文学性的散文创作，与虚构性的小说有不同的艺术特点。从表面上看，《随想录》最大的特点就是要“讲真话”，就是要真实地面对历史，真实地反思自己。但如果简单地把《随想录》完全当作老人的良心忏悔来对待，而看不到《随想录》文本所含的文学象征、隐喻、暗示等修辞意义，那还是会引起误读甚至误解。 

    巴金创作有一个基本的手法，那就是通过自我揭露和自我批判，通过以己推人的形式来达到对社会的深刻批判。早在30年代初他创作《家》的时候就使用过这种表现方法。当时他的《灭亡》等小说都被国民党审查机关以“鼓吹阶级斗争”为理由查禁，而他却巧妙地以揭露自己家庭黑幕为手段，展开了对专制社会的实质性批判。《家》里所描写的高家是一个专制、黑暗、充满了罪恶的封建家庭，但又是一个文学象征，象征了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专制本质。由于是用了自我揭露的表现手法，《家》不仅畅销无阻，而且在市民报纸上连载将近一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由此带来的另一种误解，就是人们长期把小说里的高家与巴金自己的李家当作了一回事，把高老太爷和巴金的爷爷当作了同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