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随想录》里，巴金为自己在极左路线的淫威时代曾经有过的迷茫与怯懦而忏悔，为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违心参与对朋友的批判而痛心，由此上升为对历史教训的反思，对现实的指导。有人对照鲁迅后期杂文与巴金晚年的《随想录》，觉得巴金并没有鲁迅批判社会那样尖锐泼辣，刺刀见红的爽快，因此感到很不满足。但是他们不了解巴金所处的时代与鲁迅的时代有很不一样的地方，晚年鲁迅是参与了左翼文艺运动，成为自觉的反抗组织中的成员，是听了“将令”在与统治者作敌对的战斗，像冲锋陷阵的战士；而巴金所面对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整个中国在慢慢地从“文革”的阴影里摆脱出来的整体性转轨，思想解放路线、改革开放政策，都是当时的既定国策，但即使是正确而明智的国策和路线，要改变几十年来已经形成的习惯势力和思维模式，同样是极为艰巨的。整个8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知识界，都是选择并支持了一个明智的国策和路线，奋起与“文革”遗留下来的传统思维模 

    式和极左路线的余孽进行反复的较量，但是由于正反两种力量都是来源于同一个执政党，所以思想解放运动必然会在多次反复和多次实践中慢慢地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艰难地追求进步和发展。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巴金在《随想录》里采取的特殊的表现方法。所以我认为，鲁迅从未有过丝毫奴颜媚骨地战斗，和巴金以忏悔自己曾经有过的软弱而现身说法，其勇气其境界是相当一致的。 

    通过谴责自己来达到谴责社会上普遍的不正义行为，通过自我形象的塑造来涵盖社会上的某些普遍现象，这是托尔斯泰晚年忏悔的经常使用的方法。而这样的方法，在《随想录》里非常普遍。 

    巴金的这样一种艺术表现方法，来源于俄罗斯伟大作家托尔斯泰，通过谴责自己来达到谴责社会上普遍的不正义行为，通过自我形象的塑造来涵盖社会上的某些普遍现象，这是托尔斯泰晚年忏悔的经常使用的方法。而这样的方法，在《随想录》里非常普遍。也许是为了更好地概括社会上某些有普遍性的思想言论，或者是为了让读者更加易于接受他的思想，巴金在《随想录》里塑造了一个忏悔的自我形象，而这个“我”，既包含了作家自己灵魂深处的某些声音，又是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包括对于“歌德派”的描述、对于他在“文革”中喝了迷魂汤的描写、对于“文革”以前的盲目信任和歌颂，等等，都是带有相当普遍意义的社会典型。虽然每一个形象巴金都是以“我”的面目出现的，仿佛是在讲自己的经验教训，反思自己的历史经过，但他说出来的，恰恰是带有共性的知识分子的普遍思考，因而《随想录》里的“我”具有更大的社会涵盖性。通过对这个“我”的忏悔，并不是仅仅为了达到一般意义上的自我批判，而是为了唤起人们对于整个民族灾难的反思和批判，建设更高境界的精神道德的完善。 

    《随想录》的丰富内涵和写作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将会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所尊敬，成为“五四”新文学精神铭刻在当代的一座丰碑。 

    正是因为《随想录》含有的深刻历史内容和象征的艺术力量，正是因为巴金写作的背后凝聚了鲁迅、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卢梭等人文巨匠的精神血脉，巴金先生笔下这个自我忏悔的“我”才会拥有如此巨大的感染力量，才会融化一大批老知识分子已经结冰的心。我们不妨读一下《“毒草病”》里巴金对曹禺的规劝，他对老朋友的一片拳拳之心洋溢于字里行间，曹禺为之深深感动，在日记里一再提到这一点。再看看冰心老人，这是一个多么温柔宁静的诗人，从青年时代的《寄小读者》就奠定了爱与美的人生理想，一生也没有做过怒目金刚。但在她的晚年，显然是在巴金的《随想录》的感染下，她也写作了《我请求》、《万般皆上品》、《〈孩子心中的‘文革’〉序》等脍炙人口的文章，真正抒发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神圣忧思。80年代中国老知识分子是一道非常亮眼的风景，巴金、冰心、夏衍、萧乾、曹禺、柯灵、王西彦、吴祖光等等，他们都以残朽之年重新捡拾起“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以崇高的威望掮起历史的闸门，放出青年一代知识分子奔向新的未来。这时候的巴金，当之无愧地成为鲁迅精神在当代传承的代表性人物，“五四”新文学传统薪尽火传，《随想录》的丰富内涵和写作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将会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所尊敬，成为“五四”新文学精神铭刻在当代的一座丰碑。 

                                                  10月24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