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与南京大屠杀受害者们的心灵对话

当我欣然接受上海辞书出版社领导的邀请，为即将付梓的《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以下简称《受害者之魂》)作历史审校和序，逐字逐句地通读了松冈环的新著时，深感这是一部寻求与南京大屠杀受害者们心灵对话的书。有人问：为何要翻译和出版这本书? 这可以从两方面来回答。若着眼于历史性，《受害者之魂》是对现有南京大屠杀历史资料的进一步完善和补充；若着眼于现实性，则毋庸讳言，该书著者以日本人的良知和中国证人的口述史实，揭露和挫败日本国内目前仍在此起彼伏增长的企图否定南京大屠杀史实的阴谋。由于种种原因，南京大屠杀史的调查和研究并不充分，留下许多历史缺憾。虽然历史上曾经数次对南京大屠杀作过调查，例如，南京大屠杀后，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路易斯·S.C.史密斯先生及其助手，曾于1938年3月至6月，最早对南京城郊区进行南京大屠杀受害情况的调查，写成了《南京战祸写真集》一书；为审判松井石根、谷寿夫等日本战犯，1945年11月，由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厅成立的“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以及1946年南京市临时参议会设置的“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曾经在南京市辖区范围进行调查；1972年和1987年，日本朝日新闻原记者本多胜一等人，曾对平顶山到南京和上海到南京进行过调查，编著《中国之旅》和《通向南京之路》；1984年至1985年，为了配合进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建立，南京市文史委员会曾经在南京市鼓楼、玄武、白下、建邺、秦淮、下关等六个城区，以及雨花台、栖霞、大厂、浦口等四个郊区进行过调查；1991年夏，南京市教育局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曾发动全市的高中生，利用暑假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进行回访；1997年夏，为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遇难60周年，发动中日两国14700多名大学生、高中生(其中日本学生24名)对南京市所辖范围内的15个区县560多万人口中7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了“地毯式”的调查。上述这些调查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积累了一批资料，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和作用。但是，由于南京大屠杀规模大、涉及的范围广、受害者众多、总体研究相对起步较晚等原因，无论是调查还是研究，均没有达到充分和圆满的程度，甚至在一些方面还很薄弱，譬如“南京大屠杀期间性暴力受害者的调查与研究”、“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的调查与研究”等方面，都有许多工作可做。松冈环女士以女性便利的条件，以及对性暴力受害者持有的特殊的关心，赢得许多性暴力受害幸存者的信任，向她吐露出埋藏在心底深处60多年之久的“难言之隐”，这是许多研究者多年来可望而不可即的珍贵证言，填补了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性暴力受害证言稀少的历史空白。众所周知，近年来，日本国内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势力甚嚣尘上，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什么“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各种否定历史的言辞五花八门，越来越偏激；南京大屠杀的数字从几万人、几千人、几百人，直到47人，各种篡改历史的论调古怪稀奇，越来越玄乎；“东京审判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拉贝、马吉等第三国历史证人的证词是“亲中国人的言论”等等，不必一一赘言。日本国内右翼势力这些所作所为，不仅仅暴露出狭隘的岛国心理和偏差的历史认知，而且在彰显其宁可剖腹自杀也绝不投降的武士道精神遗存的同时，也把日本实现与战时受害国之间民族和解的努力化为灰烬。为什么同为日本人的松冈环女士能为受害者感情所接纳，与180多位历史证人(本书收录了120位证人的证言)实现心灵对话，进而记录并整理出版了一部有价值的证言集呢?个中的原因何在呢? 松冈女士是个集母亲、教师和市民运动负责人于一身的大忙人。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少不了家务事缠身，但她深知“亲人受伤害”在家庭中意味着什么，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不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作为小学教师，她感到把正确的历史传给下一代的重要性；作为市民运动的代表，她明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际关系定义不仅包括政府问的关系，而且包括民间关系”。我时常私下里佩服松冈女强人的性格与风范，在约5年时间里，她一直在进行着加害和受害两方面的调查，记录下300多份加害和受害证言，然后整理、校对和编纂成书。尤其是，她要克服语言上的障碍，校对陌生的中国人名、地名、事件名等，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她终究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执着的事业心、责任心，终于将两本书奉献至中日两国读者的面前。其实，《受害者之魂》是一本通俗的历史读本。它告诉人们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们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记忆不仅属于个人，它裸露的是一个民族曾经有过的历史伤痕。尽管历史从来不重演，但历史是本教科书，它会教会人类许多有益的东西。历史有时也会重复，但重复的不是历史事件的本身，而是其中的规律。通过受害者的证言，人们或许能读懂历史的教训，把握创造和平未来的真谛。

当我欣然接受上海辞书出版社领导的邀请，为即将付梓的《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以下简称《受害者之魂》)作历史审校和序，逐字逐句地通读了松冈环的新著时，深感这是一部寻求与南京大屠杀受害者们心灵对话的书。
有人问：为何要翻译和出版这本书?
这可以从两方面来回答。若着眼于历史性，《受害者之魂》是对现有南京大屠杀历史资料的进一步完善和补充；若着眼于现实性，则毋庸讳言，该书著者以日本人的良知和中国证人的口述史实，揭露和挫败日本国内目前仍在此起彼伏增长的企图否定南京大屠杀史实的阴谋。
由于种种原因，南京大屠杀史的调查和研究并不充分，留下许多历史缺憾。虽然历史上曾经数次对南京大屠杀作过调查，例如，南京大屠杀后，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路易斯·S.C.史密斯先生及其助手，曾于1938年3月至6月，最早对南京城郊区进行南京大屠杀受害情况的调查，写成了《南京战祸写真集》一书；为审判松井石根、谷寿夫等日本战犯，1945年11月，由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厅成立的“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以及1946年南京市临时参议会设置的“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曾经在南京市辖区范围进行调查；1972年和1987年，日本朝日新闻原记者本多胜一等人，曾对平顶山到南京和上海到南京进行过调查，编著《中国之旅》和《通向南京之路》；1984年至1985年，为了配合进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建立，南京市文史委员会曾经在南京市鼓楼、玄武、白下、建邺、秦淮、下关等六个城区，以及雨花台、栖霞、大厂、浦口等四个郊区进行过调查；1991年夏，南京市教育局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曾发动全市的高中生，利用暑假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进行回访；1997年夏，为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遇难60周年，发动中日两国14700多名大学生、高中生(其中日本学生24名)对南京市所辖范围内的15个区县560多万人口中7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了“地毯式”的调查。上述这些调查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积累了一批资料，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和作用。但是，由于南京大屠杀规模大、涉及的范围广、受害者众多、总体研究相对起步较晚等原因，无论是调查还是研究，均没有达到充分和圆满的程度，甚至在一些方面还很薄弱，譬如“南京大屠杀期间性暴力受害者的调查与研究”、“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的调查与研究”等方面，都有许多工作可做。松冈环女士以女性便利的条件，以及对性暴力受害者持有的特殊的关心，赢得许多性暴力受害幸存者的信任，向她吐露出埋藏在心底深处60多年之久的“难言之隐”，这是许多研究者多年来可望而不可即的珍贵证言，填补了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性暴力受害证言稀少的历史空白。
众所周知，近年来，日本国内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势力甚嚣尘上，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什么“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各种否定历史的言辞五花八门，越来越偏激；南京大屠杀的数字从几万人、几千人、几百人，直到47人，各种篡改历史的论调古怪稀奇，越来越玄乎；“东京审判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拉贝、马吉等第三国历史证人的证词是“亲中国人的言论”等等，不必一一赘言。日本国内右翼势力这些所作所为，不仅仅暴露出狭隘的岛国心理和偏差的历史认知，而且在彰显其宁可剖腹自杀也绝不投降的武士道精神遗存的同时，也把日本实现与战时受害国之间民族和解的努力化为灰烬。
为什么同为日本人的松冈环女士能为受害者感情所接纳，与180多位历史证人(本书收录了120位证人的证言)实现心灵对话，进而记录并整理出版了一部有价值的证言集呢?个中的原因何在呢?
松冈女士是个集母亲、教师和市民运动负责人于一身的大忙人。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少不了家务事缠身，但她深知“亲人受伤害”在家庭中意味着什么，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不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作为小学教师，她感到把正确的历史传给下一代的重要性；作为市民运动的代表，她明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际关系定义不仅包括政府问的关系，而且包括民间关系”。我时常私下里佩服松冈女强人的性格与风范，在约5年时间里，她一直在进行着加害和受害两方面的调查，记录下300多份加害和受害证言，然后整理、校对和编纂成书。尤其是，她要克服语言上的障碍，校对陌生的中国人名、地名、事件名等，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她终究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执着的事业心、责任心，终于将两本书奉献至中日两国读者的面前。
其实，《受害者之魂》是一本通俗的历史读本。它告诉人们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们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记忆不仅属于个人，它裸露的是一个民族曾经有过的历史伤痕。尽管历史从来不重演，但历史是本教科书，它会教会人类许多有益的东西。历史有时也会重复，但重复的不是历史事件的本身，而是其中的规律。通过受害者的证言，人们或许能读懂历史的教训，把握创造和平未来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