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是阿瑟·叔本华的老乡，他们是但泽出身的两位最大的人物了。在我印象中，格拉斯没有明确表述过他对那位同乡先贤的态度，他不是思想型或学者型作家，似乎不太热衷于哲学，哪怕是文学色彩很浓的叔本华哲学；但我敢肯定，他受了那位悲观主义哲学巨擘的根本影响，我之所以说那种影响是根本性的，是因为，如果说格拉斯有格拉斯的哲学，那么，他的哲学的根本也是悲观主义。

　　《铁皮鼓》的主人公奥斯卡刚生出来，就有了宿命论的念头，就想到了死：“奥斯卡躺在电灯泡下，既孤独又无人理解，他估计事情将这样继续下去，直到六七十年以后。”可以说，奥斯卡一落地，就是个悲观主义者；随着人生经验的增加，他的悲观情绪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得到了加剧，小说最后，奥斯卡阴差阳错地被捕，被强行送入疗养与护理院；在医院那似乎是白色的世界里，他唱的是一首献给“黑厨娘”的歌谣，在歌中反复出现的是“真黑”这两个字。

　　也许格拉斯看到的，并不全是黑暗；但他对人类社会不断重现的罪恶是警惕的。他于2002年出版的新作《蟹行》讲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海难，即1945年德国豪华游轮“古斯特洛夫号”被苏军潜艇击沉，船上近万人丧命，其中有4000多少儿。在他眼里，自始至终，直到现在，围绕这起灾难的，全是罪恶。

　　20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总理艾哈德，号称在任内创造了经济奇迹。他曾大肆辱骂格拉斯这样的异议分子为“犭更”，这是一种小型犬，没病时也像得了狂犬病，为着某个目的，连荆棘都敢上。艾哈德之所以如此仇恨并藐视格拉斯那样的作家，是因为他几乎每出台一项政策，都会招致他们的批评。而在他的前任阿登纳治下，知识分子似乎都比较乖，只要有奖金拿，就甘愿“莫谈国事”。艾哈德这么一骂不要紧，“犭更”们吠得更厉害、跳得更起劲了。至少格拉斯是如此，他与在野的社民党领导人格兰特成了好友。

　　其实，在艾哈德之前，格拉斯就不屑于政府的奖金，就爱议论政治。以他出生的年代（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他出生的地方（但泽位于德国和波兰交界处，这两个国家很少是睦邻，但泽历来是两国纷争最激烈的兵家重镇，所以是欧洲最伤感的城市之一，其历史整个是一部灾难史）、以他的家庭背景（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波兰人，他简直是罗密欧和朱丽叶的儿子）、以他成长的背景（参过军、当过俘虏，还当过难民、打过工，早年一直在底层摸爬滚打），格拉斯必然要从政治的角度来从事文学，而且必然是左派，但他不是简单的、纯粹的、幼稚的左派。

　　1968年，具有明显左派倾向的大学生运动高涨；他既反对政府出台的以压制运动为目的的《紧急状态法》，也指责大学生们的乌托邦冲动和非理智举动；为此，他不仅没有成为青年的导师，竟然成了青年的敌人。

　　除了早年具有玄秘色彩的诗，格拉斯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充满了政治（或泛政治）色彩，而且他紧盯德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热点，以至有人嘲讽他“过度地在时髦浪潮里游泳”。如《铁皮鼓》说的是二战；长篇童话小说《鲽鱼》谈的是性别政治，尤其是妇女问题；科幻小说《红母老鼠》讲的是地球面临的原子弹威胁；而《蟹行》讲述的与其说是个军事事件，还不如说是个政治事件，对于那个历史事件的态度的探讨，则完全是在政治格局中展开的。

　　他的晚期小说，以《蟹行》为例，完全剔除了早年的繁复、虚化和夸饰风格，显得遒劲、朴实、直接，踵事增华、左右开弓变成了提纲挈领、集中打击，哪怕是惊心动魄的环节，他也没有重彩浓墨，一般的考证和交代，他都是一笔带过。有人会说，格拉斯老了，文笔中的血肉少了，色彩淡了，已没有早年生龙活虎的劲儿了。但我却更喜欢他这种似乎干巴巴的精道风格；在我看来，他早年那种肥嘟嘟的文风固然显示了包举的才华和强劲的力量，但也是才华和力量的浪费，所谓矜才使气也。他晚年的风格更亲切，像聊天，也像聊天中的辩论。或许，格拉斯觉得，他早年意识到的种种问题到现在还没有消除；而他已年逾七十，已没有时间浪费在曲折而浩荡的笔法上了，他要用最短的时间，把观点摆出来，让能领悟的人们早点领悟，让能预防的事情早点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