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初的某一天，美国新奥尔良一个大礼堂里，“美国科学促进会”一年一度的会议正在举行。有人忽然在会上抛出一个惊动四座的“炸弹”，——用如今媒体娱乐新闻常用的一个词叫作“爆料”，——说爱因斯坦当年曾欺骗他的第一任妻子米列娃，骗取了她在相对论中应得的那份荣誉云云。这不是一个关乎科学探索的话题，却顿时搅动视听，在会上引起了一番激烈的争辩。“爆料”制作者的目的达到了，看来他们是计划好的。  

　　那几个向爱因斯坦发难的人，被称为“修正主义历史学家”。不过，他们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张旗鼓批判的“修正主义”不是一家子，假如换一个名称，如“颠覆主义”，或许更确切，也不致混淆。在美国还有一类修正主义历史学家，他们专事“颠覆”二战历史，如抹杀德国纳粹的罪行，说灭犹的“毒气室”纯属虚构等等。倘若爱因斯坦泉下有知，想必他对后者绝不会容忍，而对前者则很可能是不屑地一笑置之。  

　　那伙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其“爆料”的凭据是当年爱因斯坦写给米列娃的情书，因为爱因斯坦在信中谈到了探究相对论的一些科学话题。但这能说明什么呢？爱因斯坦和比他大四岁的米列娃是苏黎世工学院的同届同学，而且他们俩都是VIA（学习物理和数学）五人小组的成员。爱因斯坦在给米列娃的情书中，如果谈到有关相对论的话题，那是再自然不过了，因为在物理专业上他们有共同的语言，不至于有“对牛弹琴”般的障碍。1905年5月，爱因斯坦花了6个星期，写成那篇著名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狭义相对论”。爱因斯坦完成论文后，疲累之极，上床休息了两周；而米列娃则为丈夫的论文仔细地做复核工作（特别是数学计算）。此后不久，他们回到米列娃的故乡诺维萨德，米列娃告诉父亲：“不久以前，我们完成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它将使我丈夫闻名世界。”……有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成功的男人背后，总站着一个女人”。而曾站在爱因斯坦背后的米列娃，又是这样一个有天分的“知音”女人。米列娃能跟先是恋人后是丈夫的爱因斯坦交流精深的物理学话题，而且为他的科学论文做了复核工作，但这一切抹杀不了爱因斯坦对“相对论”的原创性发现。事实上，米列娃当初预言“它将使我丈夫闻名世界”，她也明白那是爱因斯坦该得的。她可没有所谓被“欺骗”的想法。指称爱因斯坦“欺骗”的修正主义历史学家，他们自己倒有欺骗之嫌。林肯有一段名言：“你可以在部分时间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间欺骗部分人，但不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所以，他们的“爆料”，除了“哗众”一时之外，改变不了什么。世人现在还是要纪念一百年前的“爱因斯坦奇迹年”。爱因斯坦是“颠覆”不了的。  

　　不过，15年前修正主义历史学家的那次闹腾，倒引起了一个人的关注和兴趣，此人就是《纽约时报》的科学编辑丹尼斯·奥弗比；他还是一位科普作家。奥弗比由此萌生了写写爱因斯坦和米列娃的念头。经过搜寻、查阅大量资料，访问众多相关人士之后，2000年他才开始执笔写《恋爱中的爱因斯坦——科学罗曼史》。奥弗比坦承：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是出自我自己对阿尔伯特和米列娃的创造、思索或感觉”。不知他是否感谢那伙“修正主义”，因为若不是“偶然”地参加那次会议，并受那些人的“修正”言论的“挑惹”，他可能不一定想到要去写这本书。  

　　这本书写了爱因斯坦青少年时代的独立不羁，写了创造“奇迹”的1905年，当然更有相当篇幅写了他“恋爱中”（inlove）的故事。峻刻的道德家或许会蹙额：堂堂的爱因斯坦怎么能是如此的“风流情种”？或者觉得应该为“圣者”讳才是。但爱因斯坦生前从不想要成为受众生崇拜的偶像或“圣者”，他始终认为自己也是一个凡俗的人。他在给朋友布基的一首诗里，略带俏皮地写道：  

　　上面的一半作出思考和计划，但下面的一半决定我们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