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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爱情本来是两个人的事。但是说到那些大人物的爱情公众却往往只能听到一种声音。来自研究者的，也往往是来自男性的。
比如爱因斯坦以及他的爱情。
谈论爱因斯坦的“情事”只是在近两年才渐渐地多了起来，逐渐丰富了科学家作为人应有的一面。但评书者也常常同样是男性。这次，编辑特意邀请了一位在工作中经常接触科学家的女性作者品评这本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恋爱中的爱因斯坦》。同时，也摘录了一位知名的科学史研究者撰写的爱因斯坦情史的文章片断。让专业与业余、男性与女性的不同观点在这里共同展示给我们的读者。
毕竟，爱情是两性之间永恒的共同话题。
我得承认，我是怀着相当八卦的心情来读这本《恋爱中的爱因斯坦》的。原因有三：
其一，我并非专业出身，对爱因斯坦并没有木匠对于鲁班的那种对自家祖师爷式的恭敬；
其二，我的物理只有高中二年级水平，在仅有的三年物理教育中，我的最好成绩是７１分，所以，即使我想很专业地读这本书，恐怕也缺乏能力；
其三，在本书的引言中，作者已经开宗明义地表态，他其实是想将圣人爱因斯坦当成一个俗人来写的。他说爱因斯坦表面看来生活轨迹是神秘的、圣人般的，他“颠覆了宇宙、给了我们上帝之火的公式、如同一个神圣的傻瓜那样徘徊地走过（看看，徘徊地走过！）普林斯顿街头、发表着关于上帝和自然的神谕一般的看法”。但这个人间偶像，无疑也是以非偶像的方式来行动的。他认为“这个魔鬼毕竟也是有血有肉的”。
这种很人性、很世俗的视角不仅给这本书定下了基调，也给了我这种门外汉捧起这本书的理由。
爱因斯坦与米列娃 爱因斯坦与米列娃之间的爱情，一开始就出于相互爱慕和同情。他们俩都是“外来者”，又都献身于学问。米列娃比爱因斯坦大四岁，来自当时的落后地区塞尔维亚，是一个心气很高的女性，决心要在完全是男性职业的领域里打一番天下。正是这一点吸引了爱因斯坦。他认为米列娃是他将物理学和爱情完美结合的不二人选但他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双方家庭的强烈反对。
尽管家里反对，爱因斯坦毕业后又找不到工作，但他对米列娃的态度并没有多少改变。在处境艰难的情况下，爱因斯坦宣布了他的“不容改变的决定”，他将马上寻找一个工作，不管它有多么卑微。“我的科学目标和我个人的虚荣心都妨碍不了我去接受一个最无关紧要的角色”。
爱因斯坦最初看到的只是米列娃的快乐的一面。婚后，一系列的心理打击让米列娃忧郁的另一面逐渐呈现出来。她现在已没有了她曾挚爱的物理学，她和爱因斯坦婚前生的女儿也杳无音信，经济上又完全依赖于爱因斯坦。这对爱因斯坦来说，无论从财政上还是情感上都是一种负担。１９５２年，爱因斯坦在给他的传记作者塞利希（Ｃａｒｌ Ｓｅｅｌｉｇ）的信中这样写到：“她抑郁愁闷，喜怒无常，而且一般来说，对接近我的人非常冷漠、充满怀疑。”
因斯坦的处境更为艰难。除了养家糊口，还要给寡母寄钱，专利局低薄的工资收入常常入不敷出。正是在这么糟糕的情况下，爱因斯坦完成了登在《物理学年刊》１９０５年第１７卷上三篇论文中的两篇，完成了相对论论文的草稿，写了一篇博士论文，发表了１０篇书评。
爱因斯坦的名气在上升。米列娃的担忧在加剧。１９０９年年末，米列娃给她的好朋友海伦娜·萨维奇写信：“你知道，有了这样的名气，给妻子的时间就不多了……你知道，我是多么渴望被爱。”
米列娃的嫉妒在１９０９年春天达到了顶峰。
（编者：起因是爱因斯坦与一位年轻时偶尔相识的朋友安娜的通信被米列娃发现，她采取了一些过激和不甚妥当的做法，这无疑更加动摇了俩人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关系）。
爱因斯坦对这个事件一直深感难堪，多年后再谈论时，还是耿耿于怀，正如他在写给老朋友贝索的信所说的，“让Ｍ（指米列娃）把心理平衡打破了，再没恢复”。
米列娃自己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她对爱因斯坦的伤害到了何种程度。家庭虽然还维系着，但已经有了裂缝，而且裂缝在不断地扩大。３年之后，心情苦闷的爱因斯坦被一个与米列娃性格完全相反的女性——他的表姐爱尔莎——吸引了。他们小时就喜欢对方，现在是旧情复燃。正是爱尔莎“成了他躲避与米列娃一起过那种会使人心力交瘁的生活的避难所”。
总之，到了１９０４年，爱因斯坦与米列娃之间卿卿我我的日子已经结束。这对曾经不能忍受分居的情侣现在证明不可能生活在一起了。在与米列娃分居四年之后，爱因斯坦写信给贝索，“我本来是会永远忠实于米列娃的……如果她还能叫人忍受得了的话……但是米列娃对我来说是绝对不可忍受的”。可以肯定地说安娜事件在爱因斯坦第一次婚姻的失败当中起了主要作用。米列娃或许是出于本能地保护自己而衍生出来的嫉妒，被爱因斯坦看成是“一种罕见的丑陋”。
（摘自方在庆：《爱因斯坦：两次婚姻及其它》，原载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８日《文汇报》之《笔会》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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