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北京地区属燕国。燕昭王即位后，筑起一座“黄金台”，延揽天下人才。南北朝《述异志》说“黄金台”“在幽州故城中，士人呼为贤士台，亦曰招贤台”。有人说，战国时代的这座“黄金台”，位于北京宣武区下斜街东南。
    遥想当年，“黄金台”上，旌旗猎猎，鼓乐喧天。春风满面、意气风发的名将乐毅手捧黄金和帅印，腰挎宝剑，神采飞扬地走下“黄金台”。这位雄心勃勃、身披崭新战袍的骁将，胸中已酝酿着横扫齐国七十余城、震惊列国的征伐画卷。邹衍、剧辛等英杰也一个个喜气洋洋，接受封赏。
    一千年后的唐代，又一位军官同时也是诗人，登上了“黄金台”。他仰望穹宇，俯视大地，缅想当日黄金台上封侯拜将的热烈场面，慨叹自身遭逢多舛。强烈的怀才不遇、抱负落空的苦闷袭上心头，壮士吟咏出慷慨悲凉的千古绝唱：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志士的感伤简直可充塞天地之间。他就是初唐诗人陈子昂。
    也许是另类人物吧，元代杂剧《陈抟高卧》里的陈抟，就跟陈将军不同。面对厄运，显现出完全不同的爽快心境。他的良策是飘然引退。在陈抟眼里，“三千贯二千石，一品官二品职，只落得故纸上两行史记”，他笑“满朝朱紫贵，怎如我一枕黑甜乡”。剧作淋漓尽致地描写出陈抟抛却功名后，那种轻松，那种洒脱，那种闲逸，那种令人神往的融入大自然的舒畅情怀。
    此种心境着实让人羡慕，然而细细品味起来，总觉得其中隐含了几许苦涩。
    我想起了蒲松龄。他在官宦之家“坐馆”三十载，教公子读书，代写书札。心头负载着双重失意：不如司马迁有官儿做，也不似曹雪芹尚有妻儿相伴。在寄人篱下的孤寂中，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笔耕不辍，直至年逾花甲，坚持写完了艺朮境界空前的短篇小说集。这或许是第三种心态，是不甘寂寞的心态。
    说不甘寂寞，是从当事人主观角度说的，从客观角度看，颇值得玩味：恰恰是命运多蹇促成了辉煌───假设蒲公没有仕途阻塞，后人恐怕看不到这部借狐鬼写意抒情、具有世界影响的佳作。
    在这一点上，爱尔兰当代著名女作家梅芙·宾奇有着与蒲松龄类似的经历。她原来是位小学教师，生活清苦。在债主的催逼下，被迫拿起笔试图挣钱还债，宾奇努力精进，渐渐地，她的名字在爱尔兰家喻户晓。多年后，她在公共汽车上巧遇当年债主，不胜感慨，说：“感谢债主，把我逼成了畅销书作家！”
    她真正体味到了生活的无情与有情。
    最近在一本书上，读到这样一桩意蕴隽永的趣事：一位动物学家发现，非洲大草原奥兰治河东岸羚羊比西岸的繁殖力强，每分钟多跑13米。两岸羚羊品种相同、环境一样，且都以牧草“莺萝”为食。专家百思不解。于是在东西两岸各捉了10只羚羊，然后“交换场地”。历经一个春秋，运到西岸的繁殖到14只，运到东岸的仅剩3只，其余的一一被狼吃了。
    学者恍然大悟：东岸羚羊所以强健，是因为附近生活着一个狼群，西部的弱小，是因为他们缺少这样一群天敌！
    促使人坚忍不拔、终获成功的，有时不是乐毅、邹衍、剧辛那样的顺境或优越条件，而是挫折、打击，甚至是绝境。
    陈子昂或许没意识到，他的那首流传后世的名篇，恰恰是遭受长官贬黜才写出的，假若宾奇夫人与之同行，说不定会劝慰他感谢上司呢。蒲松龄七十告老还家，当他抚摩着卷帙甚巨的《聊斋志异》书稿，回顾平生时，心中定有几许欣慰，几许喜悦，暗暗庆幸考官的屡次不取呢。
    遭遇斩断意境的灾难，大可不必过于伤心难过，或者满怀怨愤，憎恨谁。
    奥兰治河畔的狼群袭来时，也许正是弱小羚羊练就一副钢筋铁骨和飞毛腿的绝佳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