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心里曾想，何妨从《聊斋志异》中选出若干篇反贪小说来，编成一册，用作反贪教材，让那些贪赃枉法的腐败分子们对照自己，好好学习，这对廉政建设或许不无裨益。

    在中国古代作家中，蒲松龄大概算得上是反腐倡廉最力、旗帜也最为鲜明的一位了。他在《聊斋志异》中写了不少反贪小说，也写了不少表彰清官的小说。在当今的中国，反腐倡廉的声音，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是很高昂的。蒲松龄的反贪小说写成于将近三百年前，可是至今还能与广大人民群众反贪的心声合拍，实在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些小说当然是那个已经逝去的时代的产物，有其特定的时代内容；但因为它们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爱憎感情和愿望要求，同时又写出了历史的深度，而历史总是有继承性和延续性的，因而在今天读来也还能感受到它们强烈的现实意义。有些作品甚至使人觉得好像是针对今天的现实而发的。每当从媒体上看到反腐倡廉的消息，或有关惩办贪官的报道时，就自然想到蒲松龄的那些反贪小说；而每读一遍那些小说，又总是禁不住联想到现实中的反贪斗争。私心里曾想，何妨从《聊斋志异》中选出若干篇反贪小说来，编成一册，用作反贪教材，让那些贪赃枉法的腐败分子们对照自己，好好学习，这对廉政建设或许不无裨益。

    且举出《聊斋志异》中有代表性的三篇反贪小说为例，看看蒲松龄是如何刻画贪官的形象，并从中反映出人民群众的爱憎感情的。这三篇小说是：《梅女》、《梦狼》和《续黄粱》。三篇作品颇具典型意义，可以作为当今不同职位贪官的一面镜子。《梅女》写的是一个典史，典史是古代知县的属官，管缉捕囚狱，职位大概跟今天一个县的公安局长差不多，算是下层官吏。《梦狼》写的是一个县令，过去老百姓称为县太爷，职位稍高，在今天通常的说法叫做“县处级”，也就相当于今天的县委书记或县长一类。《续黄粱》中的曾孝廉可就不得了了，当上了宰相（虽然是在梦里），属于“蟒玉”上身的一品大官，在今天就该属于部级以上了。有意思的是，蒲松龄对他笔下的贪官，不论职位高低，也不论后台多硬（曾孝廉曾得到皇帝的支持和庇护），都一律不予宽容，通过幻想的形式，使他们得到了应有的严厉罚惩。

    试看他写的那些贪官，都犯了哪些事，又都得到了什么样的下场，不同的人会从中得到警示、教育，或者是启发、鼓舞。《梅女》里写了一个小偷，入室盗窃，被姓梅的主人捉住，送交典史惩办。可那个典史因为收受了小偷三百钱的贿赂，就颠倒黑白，包庇小偷，反诬梅女与小偷私通，逼得无辜受辱的梅女含冤自缢。蒲松龄对他的惩罚，毫不容情，不仅让他的爱妻死后成为冥妓，供人淫乐，为他偿还贪债；而且借老妪之口怒斥典史：“汝本浙江一无赖贼，买得条乌角带（小官的服饰），鼻骨倒竖矣！汝居官有何黑白？袖有三百钱，便而（尔）翁也！”然后写他经老妪的杖击、梅女鬼魂的簪刺，回到官署即“患脑痛，中夜遂毙。”蒲松龄在“异史氏曰”中，以杀一儆百的口气警告说：“夺佳耦（偶），入青楼，卒用暴死。吁！可畏哉！”

    《梦狼》写白翁的儿子白甲在外地当县令，白翁在梦中到了他的衙门，看见的是巨狼当道，“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庭院之中是“白骨如山”，儿子白甲则化为一只吃人的老虎。这种梦中的幻境，是蒲松龄采用特殊的象征手法，写出的现实生活中黑暗吏治的吃人本质。小说写白翁派白甲之弟带信去劝戒他改恶从善，所见白甲的县衙门里，跟他父亲在梦中所见竟是一虚一实，完全一样：“蠹役满堂，纳贿关说者终夜不绝。”值得注意的是，白甲不仅拒绝了弟弟的含泪谏阻，还发出一套关于“仕途之关窍”的高论：“黜陟(贬职或升官)之权在上台（上级），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如此宏论，不是直到今天也还有人当作升官的诀窍在实行么？小说写白甲不久果然升迁，但在赴任途中被一群充满仇恨，声言“为一邑之民泄冤愤”的百姓杀死，将他的头砍了下来。通过对白甲的这一惩罚，蒲松龄提供了与贪官相反的另一种做官的逻辑：百姓喜，才是好官；百姓怒，何术能免于一死也？不过，蒲松龄对他的惩罚，并没有到此为止。写砍头犹不足以解百姓之恨，又特地写了一个神人，口头上说是为了他还有一个善良的爸爸，将他的头从地上拾掇起来置于腔上，让他死而复生。表面上看是对他的宽恕，实质上是更加严厉的惩罚。这位神人的装头术可是大有讲究，他是反面而置，就是将脸的一面置于背后，还发表一番议论说明这样做的理由：“邪人不宜使正，以肩承颔可也。”结果是：“甲虽复生，而目能自顾其背，不复齿人数矣！”小说加此一妙笔，是蒲松龄的精心结撰，着意为之，他在“异氏史曰”中特加阐明：“夫人患不能自顾其后耳；苏（复生）而使之自顾，鬼神之教微矣哉！”“微”者，深微高妙之意也。所谓“鬼神之教”，不过是喜用幻笔的蒲松龄的一种寄托，他反映的实际上是痛恨贪官的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