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白发蓬乱、举止优雅的老人，此刻正坐在一列从芝加哥出发的市郊火车上。车厢内很是拥挤、嘈杂。 
    靠站了，一个小护士领着一群表情奇怪的人上了车。他们来自当地的精神病院，一进车厢就把老人围在了中间。这时，小护士一边嚷嚷一边开始清点人数：“１，２，３……”数着数着她的眼光就移到了那位老人身上，并停下来问道：“你是谁？” 
    “我是利昂·莱德曼，”老人颇为自得地回答说，“诺贝尔奖获得者，费米实验室主任。” 
    “哦，是的，”小护士用手指着老人，点了点头，难过地继续数道：“４，５，６……” 
    没错，那位老人确是利昂·莱德曼（１９２２～）。１９８８年，他因发现μ子型中微子、揭示了轻子的内部结构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上面这个令他哭笑不得的小故事，出自他在１９９３年出版的《上帝粒子》一书。 
    科学家的“多样性”     《上帝粒子》这个书名带着一个副题：假如宇宙是答案，究竟什么是问题？乍一看，论述的是非常严肃的话题。然而，即便是叙说探寻物质最终要素这个老生常谈的故事，作者讲的也是引人入胜、妙趣横生--穿插了许多俏皮的字句、机智的旁白和诙谐的典故，让我们得以一窥诸多著名科学家的“另一面”，笔者本人在校译之时常常也乐在其中，非常开心。 
    先来说说１９０８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卢瑟福吧。尽管他本人也是一位不错的理论物理学家，但他却几乎不加掩饰自己对理论家的轻蔑。下面就是一些流传了几十年的卢瑟福语录。 
    千万不要让我逮到谁在我的实验室里谈论宇宙。 
    哦，那个东西（相对论），我们在工作中从来就懒得惹它。 
    所有的科学除了物理学就是集邮。 
    刚才我在读我早期的一篇论文。读完后我对自己说，“卢瑟福，这小伙子，你他妈的真是太聪明了。” 
    １９８５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卡洛·鲁比亚也很“各色”。他不能容忍愚蠢的行为，其强有力的甚至有点儿霸道的“管制”方式，让一些下属和同僚心里很不舒服。在长岛举行的一次夏季会议期间，有人在海滩上做了这样一个标记：“严禁游泳，大海正由卡洛使用。” 
    最有趣的要算１９４５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沃尔夫冈·泡利。他以要求严格和脾气暴躁而出名。有一次他向一位同行抱怨，他找不到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可能是由于我知道得太多了。” 当一个年轻的新助手韦斯科普夫--未来理论界的领导者--向他报告时，他上下打量了一下对方，然后摇晃着脑袋嘀咕道：“啊，你太年轻，所以你什么也不懂。”几个月后，韦斯科普夫向泡利呈交了一份理论报告。他扫了一眼，说道：“呃，这东西还算过得去！” 
    泡利还曾对他的一个博士后说：“我并不介意你思考得慢，我介意的是你发表文章的速度比你思考的速度还要快。”没有人能够在泡利那里全身而退。他曾经向爱因斯坦推荐一位新的助手，当时爱因斯坦正致力于研究他那没有结果的统一场论在数学上的奇异结果。泡利在推荐信上写道：“亲爱的爱因斯坦先生，这个学生很优秀，只是他有点儿分不清数学和物理学。不过，另一方面，主啊，您自己对这两者的鉴别能力似乎也丧失很长一段时间了。” 
    在《上帝粒子》一书中，作为实验物理学家的莱德曼不时地总要对理论物理学家揶揄一番。他承认：实验和理论的相互作用是粒子物理学的乐趣之一；物理学总体上是在实验家和理论家这两类人的相互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两者却永无休止地陷入到一种爱恨交加的纠葛之中，因为人们总在计算两者的高下。他还不无讥讽地说：理论物理学家可能一辈子也碰不到实验工作中存在的智力挑战，也经历不到其中的激动和危险。理论家面临的唯一风险，是当他们在查找计算错误时用铅笔戳到自己的脑袋瓜子。 
    在他看来，理论家经常会得到一些并非恰如其分的荣誉。他还打了这样一个比方：理论家、实验家和科学发现的关系就像农夫、猪和块菌的关系。农夫把猪带到可能有块菌的地方，猪就开始努力地寻找块菌。最后，猪找到了一块，可正当它要吃掉块菌时，农夫却把块菌拿走了。 
    不过，莱德曼对理论物理学家、１９５７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似乎颇有好感，书中多处提及李政道（他说他“不是很了解杨振宁”），对李政道在中餐馆点菜的“派头”印象尤深，还有一段很传神的描绘： 
    在午餐会开始讨论严肃话题之前，李政道先在一个恭敬的餐馆领班递来的小般笺本上点菜--每星期来吃饭他都要干这些琐事。李政道点菜很有派头，那真是一种艺术。只见他瞅了一下菜单、便笺本，用汉语向服务员问了一个问题，而后皱皱眉头，提笔划过纸面，认真地写下几个符号。接着是另一个问题，在一个符号上做了一下改动。为了得到神的指引，他瞥了一眼锡制的浮雕天花板，然后，大笔一挥而就。最后再看时，他的两只手都停在便笺本上，一只手五指伸开，传递着教皇对众人的祝福，另一只手则握着铅笔杆。一切尽在此间？阴阳、色、香和味的完美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