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孙兆妹在五角场皮鞋生意圈子里颇有名气，直到现在提起孙兆妹的名字，还是有不少当时的竞争者记忆犹新: “那个女人真的很会做生意，生意做得蛮大的！”

    然而到了1996年底，五角场的皮鞋零售业竞争已经相当激烈，不少外地人也加入到了这个行业中来，同时房东看到其生意火爆也要求涨租金，要求他们把整个一面墙的柜台全部吃下来，否则就收回柜台。这时候，3个柜台每个月的租金达到了13400元，毛利率只剩下20％。大家都开始乱卖了，一双鞋赚5元就给，营业额反而下降到了120000元。因为卖得快，拿货的频率更高了，车钱上升到了每月至少1200元，工资支出仍为9000元不变。这个时候孙兆妹的生意已经开始亏了，不久就只能靠吃老本生活。

    “我们实在是卖不过温州人，他们很多人是自产自销的，成本低，卖得也相当便宜，我们在价格上无法跟他们竞争。同时，因为当时我们卖得好，不少其他店的人也跟着我们的款式进货，这样跟是会把生意给跟死的，因此不久之后，我们不得不把店面由3家减少到了1家，只留下两个最能干的营业员，给她们每人1500元的工资，而这个时候营业员的工资实际上比我这个老板的收入还高。半年之后，老本就基本被吃光了。其实，如果当时不是店面铺得太大导致成本过高，卖皮鞋肯定还是会赚钱赚到现在的。”这时，孙兆妹的眼中透出了些许遗憾。

    1997年8月，房东突如其来的决定改变了孙兆妹一生--收回店铺。这对于她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而她和丈夫十几年的婚姻生活也宣布走到了尽头。一时间她甚至不知道何去何从了。

    孙兆妹至今想起这件事还显得非常痛苦: “300多双皮鞋，放都没地方放，只能在晚上跑到一个夜市去摆地摊，20元进的鞋，5元、10元的就卖了，有时人家不要还硬塞给人家，毕竟有人要总比堆在外面烂掉好。我苦一点倒没什么，儿子那时候正好读初中，开销很大，没钱不行啊！皮鞋不能吃不能喝，换成钱至少还能填饱肚子。300多双鞋花了一个多月终于卖完，抹干了眼泪，我又开始了新的打拼。”

    记者点评: “穷妈妈”很敢闯，这是她一个极大的优点。她在做生意上脑子很活络，这为她轻松地打开了局面。但从她首次创业的失败中，我们可以看出她犯的仍然是一些老毛病。

    第一，抗风险意识不够。在卖皮鞋最成功的时候仍然没有积蓄，没有为自己储备资金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变故。 同时，轻率地相信房东，没有及时签订租房合同保护自己的权益。

    第二，成本意识不强。做生意不是办慈善基金，不能顾及面子。俗话说“无商不奸”，并不是说一定要做个奸商，而是要懂得在生意上学会“计较”，要学会控制成本，包括人力成本。记者还未曾听到过哪个营业员的工资拿得比老板高的。同时，她也没有把薪酬和绩效挂钩，营业员也必然会或多或少缺乏责任心，毕竟亏的不是自己的钱。

    第三，在发现问题时不能及时改变思路。其实在1996年，也就是“穷妈妈”生意快速滑坡的那年，她已经发现了经营中存在问题，但她没有及时对商品进行调整，或者见好就收转投其他产品，而是听之任之，这导致了“穷妈妈”首次创业的最终失败。

    不过即使是“富爸爸”也有创业失败的时候，公司关门的那一刻甚至让他“联想起了葬礼上的场面，很多悲伤无从说起，公司的倒闭其实就像万事万物的终结一样”。

    然而不论好坏，总有一些经验会永远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未来，决定自己将成为怎样的一个人。当然，这段经历也改变了“穷妈妈”不把钱当钱的一贯作风。 

小商小贩重操旧业    1997年9月，孙兆妹用卖皮鞋剩下的钱买了一台刨冰机，自己花400多元做了个推车，推到学校门口卖起了刨冰。等天气凉下来，她又开始卖起油炸香酥鸡。一次在上海展览馆举办的展会上，她看到了珍珠奶茶。于是又买了一大堆原料开始卖起珍珠奶茶来，总之市场上可能流行什么，她就卖什么，总是走在流行的前面。她的儿子笑着跟记者说: “每次做什么，我总是第一个做试验，而且总会爱上妈妈做的东西，因为真的很好吃。”

    由于卖的东西很干净，口味也很好，孙兆妹的摊位前总是排满了人，不仅学生爱吃，一些馋嘴的家长也会来排队呢！就这样，小吃摊一摆就是半年。

    这是孙兆妹最为艰苦的一段时间，每天要把很重的推车从家推到一些人比较多的学校附近，周末推到杨浦公园，没有一天休息，平均每天可以赚上30多元，而一家人的开销（包括孩子上学）就靠这30多元。晚上做完生意，她会以最快的速度冲到菜市场，去买落市的剩菜，那时候卖菜的人赶着回家，菜价总是最便宜的。一天如果买上10元钱的菜就可以吃得很好了。

    “真的，想想都很难受，”孙兆妹的眼里似乎有了星星点点的泪光，“我们的生活完全倚仗这点小生意，我几乎没有面子再去和以前的那些朋友来往，基本上成天关着门，别人都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