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游乐场场址看中了，在大马路(今南京东路)西藏路口。这块空地也是经润三的产业。因为有了“楼外楼”的成功经验，黄楚九对经润三的鼓动和劝说竟没有花多大的气力，经润三很爽快地就表示同意，共组新业公司，游乐场定名为“新世界”。
    这是一幢三层楼的建筑，从下到上，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楼下设溜冰场、弹子房、电影院和大京班(专门唱京戏的)；二楼有苏滩、甬滩(甬剧的前身)、说书(今之评弹)、文明戏(今之通俗话剧)、南方歌剧、北方大鼓、杂技和三弦拉戏等各种地方戏曲的小场子。游客入内，可以从这个场子看到那个场子，目不暇接，声歌相闻。三楼是屋顶花园，有茶室，有供应中西菜肴的餐厅，有卖点心、水果和香烟的小卖部，游客看累了、玩累了、肚子饿了、嘴巴干了，就到三楼来，有吃有喝，还可以笃笃定定坐下来聊天谈事情。所有的这些花样经，都是黄楚九的精心构思，游乐场的经理自然非黄楚九莫属。经润三是大股东，也有过问方针大计的权利，但他自知这方面的才干不及黄楚九，只要实际利益不受影响，就乐得坐享其成。
    新世界游乐场正式对外营业是在1915年。黄楚九无论经营什么事业，有个始终不变的观点，就是“大众化”。新世界游乐场既然为大众而设，当然更要处处为大众着想，所以门票只收小洋两角，这个价目，颇得当时一般劳苦百姓的好感，他们虽然挣钱不多，难得花费一次，还是负担得起的。而且花两角小洋能看到外面看不到的戏，舒解一下生活的忧愁，也是非常划算的。
    “新世界”一开张，就在上海滩引起了哄动，每天人如潮涌。好些人从吃过中饭就进门玩起，一直要玩到半夜三更才出门。更有全家扶老携幼，来尽一日之欢的。外地许多的小本经营、常到上海来办货的客商，则把“新世界”当作他们排遣旅居寂寞的胜地。真正有点应了黄楚九说过的那句话：虽然不是每个上海人，至少有数量可观的上海人，都来玩过“新世界”，有的还不止一次，因此黄楚九从他们那里赚到的钱，也就非常可观了。
    一开始，黄楚九和经润三还是合作得很好的。因为“新世界”的生意好，每天的票房收入是一大堆花花绿绿的钞票和光璨璨的银角子，用不着数，看看也很开心。除去一切开销，经润三名下应得的红利自是不在少数。而生意所以这样好，又都是黄楚九的擘划调度之功，他经润三又能说些什么?
    可是，日子一久，经润三感到不舒服起来了。先是外面流传着一句话，“三三得九”，刮进经润三的耳朵里，使他十分恼火。这句话被夸张地渲染起来，就是三个经润三才抵得上一个黄楚九。经润三如果不遇见黄楚九，不办起“楼外楼”和“新世界”，你经润三的地皮再多，也只好在那里晒太阳，生不出一块大洋来。这个“三三得九”的议论，假使只是口头上说说，经润三倒还可以忍受，偏有人用这个题目在报上做了一篇文章，在社会上广为传播，经润三更加起了疑心，会不会是黄楚九授意别人做的。因为黄楚九的朋友中，就有报界中人，他们平常围着黄楚九转，有吃有喝的，就是黄楚九本人并无此意，他们也要找机会拍他的马屁。
    经大娘娘也听到了这句话，就埋怨丈夫太老实，听任黄楚九一手遮天。“将来说不定就要被黄楚九卖掉了，独吞了。你自己身体不好，不能多劳神。但我们可以派两个人去管管事啊。起码也有个耳目，有什么动静好跟我们通报通报。现在我们只能听黄楚九的，他说长就是长，说方就是方……”
    黄楚九看见报上这段文字，就问报界的朋友：“啥人写的?在他是好意，捧我的场，可是把经大先生得罪了，害得我在他面前难做人了!”
    然而这又是无法跟经润三解释的，只好装作不知道，以后遇机会来弥补这个裂缝吧。18经大娘娘
    裂缝并没有能弥补成功。在“新世界”创办后第二年——1916年，经润三就因病去世了。
    传说经润三在病危时，对妻子说：“黄楚九是个角色，你弄不过他的。我看不如让他出个高价，把我们的股份卖给他。再不然，我们出个高价，把他的股份买过来，由我们独资经营也行。”
    经大娘娘却想的是：他黄楚九是个角色，我难道不是一个角色?我倒不相信，跟他较量较量看。
    经润三在世时，一个月至多到“新世界”来一两次，来了也不过在账房间坐坐。黄楚九如有空，就陪他聊一会；没有空，自有别的管事的人招待他。经润三只要听说这一阵来了多少游客，营业额是多少，估计能有多少盈余，就很满足。他对黄楚九确实有了戒心，但又不能不佩服他的精明能干，只要目前还相安无事，就不惹麻烦了。
    经大娘娘却不同。隔两三天就要到新世界来，一到就找经家介绍来的人问东问西。在账房间，经常可以听见她和黄楚九争辩的声音，动不动就说：“润三是个好好先生，他百事不管，可你们也不作兴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啊!现在他死了，剩下我这个寡妇，你们更不应该欺负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