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今天这样好的出版环境下，新一代出版人如何把出版事业做得更加繁荣？ 

    陈非：我非常同意李景端老师的观点。从整个国家来说，出版事业的发展方向是在以保障政策性为前提的基础上，保持出版事业的繁荣状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给读者带来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这促成了出版大环境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今天的逐步宽松和调整，图书出版业的市场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 

    如果你策划营销一本读者需要的图书，其实并不用刻意地考虑赚钱的问题，只要踏踏实实地把这本书的选题和市场营销运作到位，就一定会获得满意的市场回报。我始终相信图书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经济效益（书卖不掉）就谈不到社会效益，同样的，社会效益卓著的书自然意味着销售量很大，相应的经济效益也一定不会差。 

    今天的民营企业，不排除少部分人怀着赚了钱就走的投机心理，但是绝大多数民营企业还是有许多理想和强烈的文化抱负的，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国的图书出版事业添砖加瓦，尽一份力。 

    记者：李景端老师和陈非先生在大学里学的都是经济专业，这种专业背景对于二位在图书选题策划和市场营销中的“敢想敢做”有何决定意义？ 

    李景端：我们都是学经济的，在各自所处的时代，都做出了一些比较超前的图书策划营销行为。这个专业背景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如果我不是学经济的，而是外文系的，我想自己当年在出版工作中是不敢这样“离经叛道”的。我会认为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才是翻译出版的首选。正因为我是学经济的，所以我不会对海外的文学经典盲目膜拜，这样才会引进出版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等好看的海外图书。其实当年我并没有那么强的市场意识，当时我主要是考虑读者对这样的图书有阅读需求。 

    “另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也许我的出版行为就是“另类”，时间证明我这个“另类”是读者需要的，读者对我引进出版的图书是认可的。北京读书人公司的图书营销方式也许不被今天某些出版界同仁理解，也算是“另类”，但或许若干年以后，他们的做法恰恰是图书营销所需要的，比如：策划贴近读者的选题、加强营销宣传、与读者互动等等。如果时间可以倒转，我再次进入出版界的话，我想我还是会选择这样“另类”的道路的。这其实是时代赋予每一个出版人的机会，人类社会也是在这样不断的反复当中向前发展的。 

    陈非：我现在的做法和理念，同我的经济专业背景是有必然关系的。如果我是学文学或者学历史的，估计在我拿到《富爸爸，穷爸爸》这个项目的时候，既想不到采用项目融资进行开发的方法，也做不出来那么详细的商业计划书。我觉得一个现代的出版人必须有把图书当成商品来运作的观念和能力，要看到图书同工业产品之间有一些相通的地方，二者有相通的市场规律。所以我把图书当成商品，去做融资计划，去做投资回报预期，去做成本效益分析，然后把这些资料拿给投资商去看，用这些资料来体现我对某个图书选题的理解，这样才会令投资商信服，才有接下来的合作过程。李景端老师当初虽然没有那么具体地意识到这些市场理念，但他身体力行做的是同样的事。这其实就是经济学中的需求理论，因为社会需要，所以我们推出的图书产品一定会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良好回报。 

    图书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是非常特殊的，每本图书产品的诞生，都有其个性和品位，即使可以从市场的角度，循着一些规律去探索，但是毕竟不可能十拿九稳。因此每一本图书的市场运作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风险。 

    整个图书行业提供给社会的是精神文化产品，我相信今天的绝大多数读者并不低级趣味，出版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也并不见得就非常赚钱，我想我们的图书市场正在跨越不成熟的阶段，今天越来越多的读者更看重图书选题的深度、整体的品质以及文化含量。 

    北京读书人公司始终采取跟出版社紧密配合的方式，我们的策划行为并非短期投机行为，我们的获利大部分用于投入再生产，每年和出版社合作策划出版几十个图书品种，但真正脱颖而出的也不过那几种书，这几种书的盈利往往用于分摊到每一种产品的投入上。我们希望能策划比较长远的图书品牌，并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我们考虑更多的是书本身的社会意义，因为书最重要的属性就是帮助需要它的人通过阅读达到精神层面上的目的。 

    做任何事业都要考虑社会效益，否则是无法实现长远的发展和品牌塑造的。像国外一些大企业（包括出版文化企业），设立基金会，投身公益事业的例子比比皆是，也是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来源。公益并不仅仅意味着捐赠和给予，普及文化、传播知识，产生的效果会更大更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