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是非常特殊的，每本图书产品的诞生，都有其个性和品位，可以从市场的角度，循着一些规律去探索，一个现代的出版人必须有把图书当成商品来运作的观念和能力，要看到图书同工业产品之间有一些相通的地方，二者有相通的市场规律。

    李景端——我国翻译出版界知名人物，资深出版家，《译林》杂志及译林出版社的创建人、首任社长兼总编辑。任译林出版社领导期间曾独家翻译出版了法国现代派名著《追忆似水年华》七卷本，《尤利西斯》、《杨绛译文集》、《冰心译文集》等。

    陈非——北京读书人文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参与策划了畅销书作家罗伯特·清崎的“富爸爸系列”图书。《富爸爸，穷爸爸》一书自2000年9月出版以来在非文学类畅销书榜上榜已超过100周。与中信出版社成功策划包装了畅销书《谁动了我的奶酪》中文版。

   记者：陈非先生，您大学毕业后在出版社工作了3年，后来去北京读书人公司谋求发展，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从出版社到北京读书人公司，你对图书这种文化产品市场属性的理解有何变化？ 

    陈非：我从事图书出版工作的时间并不算长，我从小就特别喜欢读书，对图书出版一直有浓厚的兴趣，尽管我大学学的是经济专业，毕业后却直接去了出版社。

    我一直希望能策划一些适合大众阅读的广义财经图书。因为学习经济专业，让我深刻感受到财经知识对生活方方面面的巨大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在很多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与此同时，国内图书市场缺乏大众普及型财经书的现实也非常明显，许多学者专家们的著作甚至以让人看不懂作为衡量自己作品高深的标准，这些图书对于普及财经知识显然毫无助益，以至于更多的读者疏远财经知识，认为那与自己毫不相干。我在图书出版业的理想，就是多策划一些能够让众多读者喜爱并从中获益的财经书。 

    我在出版社工作了3年，在这个过程中从什么都不懂的毛头小子到编辑再到财经编辑室主任，社里的老编辑以及总编、副总编给了我很多出版方面的帮助和教益，我今天的编辑基本功和出版流程掌控能力都来自于当时他们无私的帮助。在操作《富爸爸，穷爸爸》项目时，国外同行在印数和宣传营销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任何图书项目都不可能完全避免风险。因为我们对这本书的看好，所以计划高投入造势，我们的投资收益分析报告非常详尽，经过反复争取，出版社最终同意我吸引社会资金，以项目融资的方式来运作。为一个项目单独进行融资，单独策划并进行大规模的完整运作，这在当时的出版领域还是新生事物，有这样市场化运作的机会我感到非常兴奋。作为项目组的执行组长，我先后跟6家投资公司和个人进行了艰苦的洽谈，经过将近5个月的努力才最终得以实施这一项目。 

    刚刚到北京读书人公司的时候，并不像大家想像那样有多么好的环境，我们两三个人从零开始，在地下室里办公，收入也不高，但大家都为着一个目标努力，有一种热情和理想。当然随着后来从《富爸爸，穷爸爸》到《谁动了我的奶酪》再到《首先打破一切常规》、《小狗钱钱》、《鱼》等书的出炉，公司有了很大的发展。 

    记者：陈非先生的这些经历在出版改革方兴未艾的今天非常耐人寻味。李景端老师，作为出版界的前辈，您怎么看他进行图书选题策划及市场营销的做法？ 

    李景端：了解了陈非的经历以后，我有很多感触，首先我对陈非在目前图书市场中的“敢想敢做”印象深刻，进而联想到我自己，如果按照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从事出版工作时的大环境，以及我自己当年的观念来看待陈非的成长，不客气地讲，陈非应该算是一个“另类”。不可否认他今天进行图书选题策划营销的做法，是我当年想都不敢想的。之所以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固然有我个人的因素，更重要的原因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国家出版环境的改变所带来的两代图书出版从业人员的观念差异。 

    回想我自己的经历，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创办了《译林》杂志，那时我们国家整个外国文学翻译处于封闭状态，连一些很严肃的外国作家作品，国内都很少见到，更不要说我当时翻译出版的外国侦探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以及许多美国的通俗文学作品了。在当时的出版环境下，恐怕我也算是一个“另类”，事实上当时我引进出版这些图书，也是顶着莫大的压力。 

    很高兴看到今天我国图书出版从业人员可以有这样的市场意识，可以与海外出版社有频繁的交流与互动，这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非常羡慕你今天所处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