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汤因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该书是汤因比晚年最后一部著作，其通俗生动的笔法充满了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第八十二章  抚今追昔，以史为鉴(1973年)
    未来尚未降临，过去已不复存在，因此，当我们合上史册的时候，过去了的事情都已是无可改变的了。然而，这不可改变的过去并不总会到处重复再现。处于不同的时空之中，它便会异彩纷呈，而我们所获知的信息的增减，也会改变其面貌。我们对过去事情的相互关系、对它们相应的重要性、对它们的意义的看法，都因现实的瞬息万变而不断改变。同一国家的同一个人，先是在1897年观察同样的过去，然后于1973年再观察它，便会描绘出两个迥然不同的图画。如果在2073年的中国再去观察那完全一样的过去，肯定会得出更加不同的看法；再如果在2173年的尼日利亚再去观察它的话，无疑会作出更为千差万别的描述。
    在本章，为了说明问题，本书作者将拣出他在1973年所看到的有关过去记录的一些突出且意义重大的事件，以及在他看来如果在今后的另一个地方观察历史的话，可能重演的现象(这是一个冒险的猜测)。
    自我们的祖先成为人类以来，在迄今为止几乎是全部的历史阶段中(除去最后大约十六分之一的时期)，都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采集食物和狩猎的地带肯定是狭小的，种群之间彼此相隔很远。从技术和经济角度考虑，人口集中就意味着要有人饿死。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技术几乎是静止不前的，每一个群体都很小，小到其所有生活于其中的成员都能够互相熟识。这就是延绵至今的人类社会生活的背景。
    大约在4万年前，至多不早于7万年前，人类在技术方面出现了相当突然和快捷的进步。虽然我们不了解它的原因，但考古学成就已确证它的存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工具，已被该时代晚期经过改进的一系列工具所取代。从那时起，技术持续进步，但它的发展却是时断时续的。技术发明接连不断地出现飞跃，但中间伴有停歇。到目前为止，主要的技术飞跃年代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改进了工具、弓箭，驯养了狗)，新石器时代(工具得到更好的改进，与之相随的是驯育了更多种类的动植物，发明了纺织、编织和制陶工艺)，公元前第五千纪(航海、车轮、冶金和文字)和始于200年前，现仍在发展的工业革命(机械化方面的巨大进步)。这表明，技术的进步并非不间断，但却是层层积累的。为人所知的技术失传是罕见的。在爱琴海地区，书写方法失传于公元前第12世纪，但这只是例外的情况。
    技术是人类活动得以进步的惟一领域。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机械化技术的进步，令人叹为观止。尽管人在社会性方面的进步是因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条件的变化所导致的，但是这方面的进步同技术进步之间是不相称的。
    到目前为止，人的一系列技术成就中最重要的是新石器时代对狗之外的动物的驯养，以及农业的产生。农业和畜牧业为后来的所有技术进步包括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也为迄今为止曾经产生和消亡了的一切文明的生活方式奠定了基础。
    新石器时代的村社，在规模上大于前农业的采集食物和狩猎群体，但它还没有大到其成员相互间的个人关系必须要建立公共机构来维持的程度；新石器时代的技术进步也还没有复杂到需要一定程度的专业化分工以及在两性生理差别之外的劳动分工。此外，虽然新石器时代的村社是定居式的，但它们彼此之间却被连绵的人迹未至的荒野所隔断。这样，尽管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之间生活的技术和经济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人类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所形成的那种社会交往程度，却得以延续，因为它足以满足新石器时代人们生活方式的需要。这就是公元前4世纪(此时在中国，文明的生活方式取代这种生活方式已达1000年之久)中国战国时代道家哲学家们，以怀恋的方式力图返回新石器时代生活方式的原因。在那个时代生活的经历使他们感到：后来的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后果是不幸的。
    1973年，生活在新石器时代风格的村社中的农民，仍然占现存人类的多数。但是，他们正在快速地离开农村进入遍布各个城市的贫民区。同时，与此相反，农业和畜牧业中正在实现机械化，而机器的发明最初是用于工厂加工非生命材料的。此外，在过去的5000年中，人类文明世界中的农民，一直担负着供养文明的上层建筑的重担。
    这之所以成为可能，其原因就在于，在公元前四千纪，技术的进步开始使生产出来的产品除了满足最低限度的生存需求外有了剩余，而此时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延续下来的社会交往方式已被证明不适合以慈善的方式分配使用这些剩余产品。部分剩余产品被滥用于战争；而其余的则被少数社会成员不平等地占有了，正是多数社会成员的集体劳动才创造了这些剩余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