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贵约而指通，言尚省而趋明”。
                            ——王充《论衡》自纪

    这本文集主要收集了笔者自2000年下半年在剑桥大学访学以来所写的一些经济学随笔和散文，其中大部分是在2002年期间所撰写的新文章，并主要发表在《21世纪经济报道》和国内一些其它报刊杂志上。

    用美的语言写诗一般的经济学，是我于2000年圣诞前后在剑桥莫名其妙地形成的一个梦想。当时自己是如何产生这个梦想的？现在想来也不大清楚。如醉如梦般地生活在剑桥那一如诗如画的美丽大学城，可能是主要原因。一个学人，在英国剑桥这种思想圣殿和人间仙境之中生活和研究，会没有诗？能没有梦？

    现在回忆起来，自己之所以在剑桥产生这样一个梦想，可能与我刚到剑桥不久所读到的一本书有关。记得在2000年12月初，我曾在剑桥寓所附近的一次书库大拍卖中，花了两英镑买到了曾任剑桥大学以马内利学院二十五年院长之久的当代新（左）派神学哲学家、思想怪杰Don Cupitt的新著“After God”（可译为《上帝之后》，亦可理解为《追寻上帝》）。从书市买到此书之后，回寓即读，读过拍案叫绝！在这本不厚的精装小书中，Don Cupitt提出了他的“诗神学观”，并且整部书的英语之美，美到“绝”！尽管自己实不敢苟同他把上帝之存在归结为一个语言问题的“诗神学观”，但他的语言之美和之精练，对我一生治学进路的影响，无疑是震撼性的。可能正是因为读过这部书，使我潜意识地萌生了“经济学应该像作诗那样来写”的梦想。

    从剑桥回沪后，我又在自己思想的漫游中阅读了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文化与价值》、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诗·语言·思》、《路标》、《通向语言的途中》和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的《观念的冒险》和《思想模式》等，并惊讶地发现，自己所锺爱的这三位大哲学家，均一致主张“哲学与诗相似”，“哲学应该像作诗那样来写”。这更进一步促使我向以美的语言写诗般的经济学方向而努力。

    促使我努力以美的语言写诗一般的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我的现在如静美诗般的家。生活在一个温暖和谐的家中，有妻子素娥的温柔，有新生刚满三个月的儿子元元的逗人微笑和咿呀婴语，美与诗自在心中。心灵平安起来，思想平和起来，思之诗自然会发自心底，也自然会涌入思想，流入文笔，汇入文论。

    多年来，人们一直相信，经济学是一门“沉闷的科学”（the dismal science）。果真是如此？对于任何一个真正进入经济学思考的行内人来说，自会觉得这句话是“nonsense”。然而，用什么样的言语来阐释经济学的道理？用什么样的文字来写经济学？这却不是每个经济学人都曾留意到的。

    进入思想，环顾世界，反思人生，就会发现，宇宙是美的，人世也是美的。存在之美，反映在思想中，自然是语言之美。美中有诗，诗中映美。经济学，要描绘和阐述人间之经济秩序，要再现社会之经济法则，它本身难道不应该是美的？！

    于是，宇宙之美，山川之美，人世之美，伦理之美，思想之美，映照在语言中，均为诗。美，在经济学的话语（discourse）中展示出来，即为经济学之诗。

    何谓“诗”？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有考：“诗，志也。从言，寺声。古文诗省”。《毛诗序》亦有言：“诗者，志之所在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很显然，在我们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中，哲人、文人和思想家，多从内省（心）方面去理解诗。

    与内嵌于汉语文字中的中国文化哲学性向不同，西方哲学家更倾向于从存在论（即本体论）方面来理解诗。尤其是在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以及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中，更是如此。

    为什么西方哲学家多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理解诗？原因在于，照这些哲学家来看，诗与语言有关。其典型理解，即为海德格尔的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思之诗实为存在的拓扑学”。换句话说，照海德格尔看来，存在是在诗中、在思的语言中“绽出”的。存在在思之诗中，就成了“此在”，即“Dasein”。

    如果照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来理解诗，我们就不会仅把诗理解为一种“言志”的纯情感流露了，而是会把它理解为存在“绽出”的场景。如果我们在西方哲学意义上来理解诗，那么，我说“经济学如诗”，就有了其自在的含蕴。忙忙碌碌的经济学家们所做的事，难道不是把人类社会的“经济存在”绽现在语言（包括数学语言）中？

    因之，如果说“思之诗是存在的拓扑学”的话，那么，经济学难道不是市场存在的拓扑学？每一个思考和写作着的经济学人，不都是在作诗？

                                韦森于2002年11月23日谨识于上海杨浦未名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