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传媒和市场忽略的短篇小说创作在今天恰恰显示出这个民族在历史性的巨变过程中最美好也是最纯粹的感情和心态。许多短篇小说作家都非常出色地解决了艺术形式与时代信息的关系。短篇小说不仅能够贴近我们当下生活的现状，而且能够及时地回答作家面对生活现实的伤痛如何表达的问题。从最近十余年的文学发展来看，短篇小说是被传媒批评所忽视了的领域，传媒批评的背后是市场所操作的经济因素在起作用，长篇小说是直接给出版社带来利益的，所谓的文坛热点也多半是围绕了长篇小说的炒作制造出来的，短篇小说基本上被排除在传媒的视野之外，那些以短篇小说见长的优秀作家始终寂寞在文坛的边缘。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还拥有像汪曾祺、高晓声这样大师级的短篇小说作家，但在90年代以后，有没有人还在以高度的热忱关注像刘庆邦、红柯、迟子建、阿成、石舒清等以短篇见长的中青年作家的创作成果？还有没有关于优秀短篇小说创作为对象的文本研究和艺术分析？但所幸的也在这里，正因为短篇小说的创作被市场和批评界所忘却，它少了非艺术的力量的干扰和影响，反而成为我们今天惟一保持了纯粹文学趣味的艺术珍品，它的魅力来自文字本身，来自作家对生活充满了审美理解的感受与关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短篇小说的创作在今天显示出这个民族在历史性的巨变过程中最美好也是最纯粹的感情和心态。它几乎没有趋时的要求，也很少功利的目标，没有知识分子紧张的精神状态，更没有迎合市场上恶俗趣味的媚态。——当然不是说短篇小说的形式在今天的环境里有特别清高的能力，而恰恰是它太没有能力，正因为没有能力获得市场的关注，它才可能变得如此的清纯和可爱。
    最近接触到何向阳编选的春风文艺版《2002年短篇小说卷》，更坚定了我的这些想法。何向阳在序言里说：“短篇小说因其篇幅的精悍不承担艺术外的过多重负，而更接近于生活原态，这是它的优势……短篇的集聚有些像多个镜子的碎片重新收录在一起，从不同向度看，映出的镜像都会不同。当然每个人都有个人对短篇的理解，而理想的短篇与短篇的理想之间可以存放更多的纯个人性的东西。”我觉得这话说得极好，虽然我还不很理解她说的把读短篇小说看作是一种田野调查，由此来窥探时代生活信息的深意，但我还是从她所选的作品中，看到了我最想看到的东西——作家是如何在艺术创作中处理生活中的严肃、甚至是悲惨的事件，说得更加具体一些，作家是如何运用短篇小说的特殊艺术形式，以审美的情绪来感受这些重大意义的生活内容。我在另一篇文章里说过，读去年的中篇小说给我的感受是“好读”，而在短篇小说的创作里，我能感受到艺术力量对心灵的冲撞。一种久违了的因读到好作品而激动的心情，像是走进了一片纤尘不染的绝妙风景而流连忘返，从而也像久历大病后突然面对阳光草地而恢复了健康的自信那样，又一次感受了艺术的美好力量。
    我想对比迟子建这次同时被《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所入选的两个作品：中篇小说《芳草在沼泽中》和短篇小说《花瓣饭》。迟子建的小说一直是我所喜欢读的。《芳草在沼泽中》寓美好的情绪于藏污纳垢的生活表象中，作家松散地叙述了几个互不相干的小人物各自悲哀的生活困境，而真正的人性“芳草”也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中若有若无地存在着。含意隽永、抒情淡雅是迟子建一贯的艺术追求，但叙述感情的分量也因为这样一种松弛的叙述风格而被稀释，中篇小说的好读效果自然也与这种叙事方式有关。而在《花瓣饭》里我们则看到另外一个迟子建，一个技巧高超，笔笔有力的写作高手。短篇小说的结构有时更像一个精彩的独幕剧，寓重大的时代冲突于极平常的日常生活细节中。小说围绕了“文革”时代一家人在吃晚饭前所发生的种种风波而展开，这里没有剑拔弩张的冲突，却包含了伤痕文学以来最动人的悲喜剧因素。当校长的父亲被工宣队罚为装卸工，每天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但我们能从场外的信息中感受到他仍然受着工人们的爱护；母亲被诬陷为苏修特务受到可怕的批斗，但她对家人的爱心尚未在残酷迫害中变得麻木，父母俩进进出出地互相寻找的举止里包孕了那个非常时代知识分子异常悲壮也异常复杂的心理波澜。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我完全可以推敲出两人在场外的故事和心理状况，但作家对此不着一笔正面描写，只是以最后“花瓣伴饭”的意象传出了人间的美好情愫。而充斥正面描写篇幅的则是三个小孩的日常生活，时代的残酷性不能不粗暴地侵入这个家庭，以及影响着人伦的正常形态。故事里大女儿忙着写与父母决裂书，小儿子满口脏话地侮辱自己的父母，而那顶纸糊高帽子也像不祥之物笼罩在家庭之上，但尽管如此，民间的温馨又一次战胜了时代，它以人性的正常爱心消解了貌似威力无比的时代烙印，爱终于战胜了恨，温馨终于战胜了野蛮，生活本身的逻辑终于战胜了时代的荒诞。这个故事在艺术上具有经典性的短篇小说的艺术魅力，作家把那个时代所造成的意识形态和人性的尖锐冲突，举重若轻地化解为一场家庭晚饭前的喜剧性风波。